三岛君坐下来，大家便开始提问。我想知道的是：以如此随意的口吻谈论二战的三岛由纪夫，如何看待日本发动战争的原因？我想，那显然是个疯狂的决定。结果三岛的解释非常绕。他将我们拉回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追溯了这一未遂兵变对后来的“珍珠港事件”的影响。我觉得他的思路是很难理解的：你可以感到他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入思考，但向外国人说的时候，又无法明确阐述他的结论。接着，我的一位同行、《芝加哥论坛报》记者山姆·詹姆士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山姆想知道日本切腹自杀仪式的由来。对此，三岛又作出了别具一格的回答：
    曾经，英国电影人巴兹尔·赖特先生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写信答复他说：“我无法相信西方的原罪，因其不可见。但在封建时代，我们相信罪恶潜驻于我们身体的内部。因此，如有必要揭示自身的恶，我们必须剖开肚腹，将可见的罪恶掏出来。这也是武士道意志的象征所在；众所周知，切腹自杀是最为痛苦的死法。他们愿以如此悲壮残忍的方式赴死，正是武士勇气之最好证明。这种自杀方式是日本独创的，任何外国人都无法模仿炮制。”
    三岛侃侃而谈时，听众间不时发出哄堂大笑。他也加入大家，但他的笑声是独特的，沙哑的嗓音笑起来未免干巴巴的。哈——哈——哈!发自喉咙深部、充满紧张感的一把嗓音令听者的嗓子眼也痒痒的。他给我留下的初次印象是一个古怪的、却让人颇为好奇的男人，夹杂着令人不安、不自在的感觉。由此开始，历经数年，直到1970年三岛自杀身亡，我一直关注着他的一言一行，并作为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将“理解三岛”这件事上升为我的工作和责任。毫无疑问，三岛由纪夫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国际知名度的日本人，除了在罗德里克曾提到的那些身份领域所做出的业绩之外，可能还有别的魅力，比如：演说时的魄力。甚至于在他去世后的二十五年里，他仍然是代表日本的声音，仿佛他根本就不曾消失，仍在接受媒体一个又一个的采访。对于他的祖国，他描绘了一幅独一无二的经典画面，却将他自己置于残酷惊人的形象中，现代日本没有第二个人能匹配这番矛盾的形象，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彻底地表达自己。“钉子冒头就要锤平”。日本人并不喜欢站出来叫喊，因为怕俗话说：被锤平。三岛由纪夫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个看似如此又绝非如此的谬论式人物，当这个时刻来临时，他把自己“锤平”了。
    一切就留待读者们自己挖掘吧。本书再版之际并未加以任何删改，除了“后记”部分写于1995年。

                                              东京，199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