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高津以一生的努力在探索不同于牛顿力学也不同量子力学的新科学（或者叫“第二种科学”），他清楚地表述过：“科学和物理学远未完成，而不像有些理论物理学家希望我们去相信的那样”（《未来是定数吗？》，第12页），相反，他认为“我们还只是处在开端”（同上）。

　　普利高津成功了吗？颇难定论。他获得了197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应当算是相当成功了（暂不论诺奖评定中的“权谋”，参见《权谋》一书），但也有人说他，“自高自大，其实对自然科学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贡献，他只不过是重复了别人的实验并夸大了其哲学意义；因而，同其他诺贝尔奖获得者相比，普利高津应该是最不够格的一个。”（《科学的终结》，第316页）这一评论并非全然出于嫉妒，据我读研究生时阅读的大量自然科学文献的经验来判断，上述批评竟然不是全无道理的。问题可能出在标准上，什么是好科学什么是优秀的科学？诺贝尔奖评选推崇的是什么科学？归纳起来看，诺奖评委通常会选择那种还原论科学认可的干净利落的硬结果，以此标准评价普利高津其成果确实不够“硬”。此外，他是一个极善于合作的人（不仅仅与化学、物理领域的学者合作），他一生发表的大部专著和论文都是与他人合作的，他的工作中也大量吸收了他人的成果，这一点也会引出不同的解释。按我的观点，普利高津也许不该获得那种诺贝尔奖。并非他的工作不重要，而是因为“范式”不同。但是如果没有那个劳什子诺奖，他后来不可能一帆风顺、弟子如云。

　　普利高津虽然在其普利高津学派中树立了绝对光辉的形象，但在整个科学界他的理念并未成为主流，这是容易猜到的。即使在他后半生全力以赴的混沌与复杂性科学领域，一些曾经从他那里汲取过营养和教益的年轻人，也“极少对普利高津表示赞扬”。可以说，在自然科学领域，他的成功与他的失意难分上下。相反，普利高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科学哲学与科学史领域），甚至在交叉科学领域，却取得了绝对的成功。从托夫勒为其《从混沌到有序》撰写的前言可见一斑。

　　“普利高津之所以受到科学家们的敌视，很可能是因为他揭示了20世纪后期自然科学阴暗面，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掘就了科学的坟墓。”（《科学的终结》，第316页）没有批判，科学就不会进步，没有对科学的深刻批判，人类的眼界、幸福就不可能持续得到提升。普利高津做了一般科学家不能做的或者不愿意做的更宏大的工作，一般人只看到了小草、单一的树木，普利高津却看到了森林及其着生的地貌，而且感受了森林群落在时间长河中的缓慢演替。

　　普利高津实事求是（本想找一个更好的词，后来发现还是只有这个词恰当）地断定，千百年来的人类的日常生活经验对于创立新科学有关键性的作用，“生活世界”包含着新科学的种子。在普利高津的科学探索中（及其哲学解释中）可以时时感受到“回到事物本身”的强烈愿望。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认定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并把此危机的根源追溯到“伽利略对自然的数学化”。作为一种思想史的追踪，胡的工作是没问题的、清晰的，但是把那样一种历史事实与当今的结局之间作一种因果性的甚至必然性的联系，可能又落入了“历史决定论”的套路。数学化也不必然导致目前这种形式的科学危机。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分岔，都可能有不止一种选择。伽利略的数学化，对今日的还原论的、几何式的自然理解方式，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我们原则上可以对自然进行不同的数学化，因为可以发明不同的数学（这一点从非欧几何出现开始，已经越来越明显地被认可）。普利高津没有一味地诋毁数学本身的过错（胡塞尔当然也没有，只是他对问题的定位不够精确），而是努力尝试发明新的数学工具，建构新的自然模型,如发展新的动力学、构造时间算符、半群表示等。模型，为了实用，也限于时代的认识水平，模型自然要相当地简化，只强调某些方面而有意或者无意忽视其他所有方面。但是我们可以建立多种模型，用多种模型，套住大自然，尽可能平衡单个模型的偏执。模型是假说，“假说是网，只有撒网的人才能捕获”（转引自《科学发现的逻辑》，第vii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