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接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副总编王世平的电话，说“哲人石”丛书已经出到一百种了，邀请所有曾参与其事者齐聚一堂，来个“合家欢”。这个电话，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十多年前的许多往事，想起了我与“哲人石”丛书之间的点点滴滴。
 
    来到“哲人石”的“产地”
 
    1998年年底，我正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有天在学校的书店里看到了一本《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作者署名“伊利亚·普利高津”，我立刻毫不犹豫地把它买了下来，因为这位耗散结构理论创立者的书，我几乎每本都拜读过，自然不想错过这本新著。这本“哲人石”丛书的开山之作，让我与“哲人石”有了第一次邂逅。
 
    几个月之后，我的博士论文脱稿，接下来面临的就是去向问题了。当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正想招收有理科背景的编辑，我便修书一封，投给该社。未几接到电话，希望我去上海面试。
 
    我来到科教社，又得到了一个惊喜——见到了闻名已久的卞毓麟先生。当时他刚从北京天文台到科教社不久，正患白内障，看稿子时眼睛几乎要碰到稿纸，但他说起“哲人石”来，眉飞色舞，让我极受感染。就这样，我成为“哲人石”编辑团队的一员。
 
    当时我所在的版权部，除了主任卞毓麟，还有“哲人石”的另一位策划潘涛，以及和我同时进社的王世平——她是复旦大学的生物学硕士，就这样，“哲人石”的编辑队伍初步成型。
 
    参与雕琢“哲人石”
 
    “哲人石”是科教社科普板块的最重要品牌，得到了全社上下的高度重视。作为其主要编辑力量的版权部，人员也不断充实。2003年初，为了更好地统筹全社科普图书的编辑，在版权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科普编辑部。虽然当时还有“诺贝尔奖百年鉴”、“普林斯顿科学文库”等多种科普丛书陆续推出，但“哲人石”丛书的编辑出版无疑始终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和陆续加入这一团队的柴元君、邢志华、洪星范等人一起，既付出了自己辛勤的汗水，也从中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对“哲人石”要精雕细琢，这是“哲人石”团队持之以恒的工作态度。大家经常一起讨论编辑加工中的疑难问题，各抒己见，择善而从。在我的记忆里，在编辑加工过程中，发现并纠正了原书错误的，不在少数，有心者当可在译本中发现。
 
    说到“哲人石”，自然不能忘记一位没有在书上署名的策划者——时任科教社社长的翁经义。几乎每一个选题的确定，每一本书的付印，他都参与其中，但他十分民主，从不以讨论中我们的顶撞为忤，而是宽厚地付之一笑。
 
    在这种既紧张又充满活力的气氛中，一颗颗晶莹的“哲人石”不断问世。当我在2004年离开科教社时，“哲人石”的品种数已经超过50种。
 
    “哲人石”与我的科普之悟
 
    “哲人石”在选题方面的遴选是很严格的。有人称“本本都是精品”，也许有些过誉，但其中许多科普佳作，在创作理念和写作手法上都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本《大爆炸探秘——量子物理与宇宙学》，这本由英国著名科普作家约翰·格里宾著、厦门大学教授卢炬甫执译的作品，无论从内容还是翻译上，都堪称上乘。最有意思的是，当我数年后拿起这本我参与编辑的图书时，我居然津津有味地从头看到了尾，就像在看一本新书一样。这也许不能完全归咎于我的坏记性，也许更多的应该是由于该书写法所产生的魅力。
 
    在编辑“哲人石”的过程中，我体会出了优秀科普作品的一个写作秘诀：首先从很多众所皆知的常识出发，介绍一些最基础的概念，然后在内容不断深入的同时，不断缩小叙述的范围，即越简单越容易理解的东西，叙述得越丰富（这样可以确立正确的基本概念）；越高深越难把握的内容，则只是选择性地介绍一部分（这样可以让读者了解前沿的进展），从而形成一种“三角形”的结构。
 
    美国科普巨匠阿西莫夫“平板玻璃”式的写作风格一向受人推崇，“哲人石”里也有多部阿西莫夫的作品。不过在我看来，这种以广博的知识面、丰富的联想力和流畅的叙述节奏为基础的写作，并非大多数人能企及，倒是这种“三角形”式的叙述结构，比较容易学习和借鉴。在这种结构下，即使是同一个题材，作者也可能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自己叙述的内容和视角，使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同样，无论你的学科基础如何，你都可以从书中得到一定的收获，而决不会“入宝山而空返”。也许，这也正是国外科普作品的读者群如此之大的原因之一吧。当然，如果能把这种叙述结构和阿西莫夫的写作风格结合起来，那就更加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