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男，1964年9月5日生于湖北省武穴市(原广济县)。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专业，1983年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1983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自然辩证法专业攻读科学史与科学哲学，1986年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1986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1997年被破格晋升，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最年轻的研究员。1995年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叶秀山教授在职攻读西方哲学，1998年毕业并获哲学博士学位。1999年4月回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99年12月被批准为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                    
　　近日就“哲人石丛书·当代科普名著系列”记者走访了吴国盛教授。  
　　●“哲人石丛书·当代科普名著系列”包括《确定性的终结》、《完美的对称》、《欺骗时间》、《技术的报复》等书，您认为这些书有哪些特点？  
　　■“哲人石丛书”这类的当代科普名著被称为新科普、高级科普、科学人文，与传统意义上的科普不同。我觉得归纳起来可以说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往外讲，不只局限于讲科学上的事情，而是向外延伸到哲学、宗教、文化、法律、经济、政治等等，例如《自然的报复》提出了技术革新的意外后果，涉及医学、动植物、自然灾害等方面，《生物技术世纪》探讨了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涉及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诸多因素。而传统的科普仅是用通俗的语言解释科学问题。  
　　其二是往上讲，即打通学科壁垒，追求科学的统一性，在自然科学内部寻找更高的综合。  
　　●从这套丛书是否也可以看到科普理念及科普运作方式的变化？  
　　■是的。上述两个特点正好表明了今日科普的新理念：第一，科学分工越来越细，科学家之间也需要相互学习，也需要了解其他学科的发展前沿，科学家也是科学普及的对象；第二，科学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变得不再那么单纯，不再是想当然的为人类造福，不再是无可置疑的好东西，人们开始想了解，科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为人类造福的，在何种意义上可能会带来麻烦；第三，科学进入大科学时代，科学家要花纳税人的钱来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就有义务向公众解释，为什么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是值得资助的。  
　　现在，不仅普通人需要接受科学普及，就是科学家也不能例外。科学传播的受众不再单纯是无知无识者，或者在知识的拥有方面弱势者如青少年、体力劳动者等，而是所有的公民，不仅包括那些没有知识的文盲、科盲，不仅包括青少年，也包括成人，甚至包括那些科技专家。他们在理解科学方面也许并不比普通人高明到哪里去，在他们的专业之外，他们一样需要启蒙。20世纪以来，科学分科化趋势加大加剧加快，各分支学科之间的交流和理解也成为必要，否则科学家们就都成了专门家和眼界狭窄的匠人，他们之间也需要互相学习互相了解。  
　　战后科学的种种负面影响开始显露出来，比如核武器的使用，环境污染急剧扩大化等。人们开始质疑科学是否总是为人类带来福音？科学是否在科学共同体的自我约束下，总是对社会自动地发挥正面作用？理解科学包括理解科学的正面价值，也包括理解科学的负面价值。只有在整体上对科学有一个全面的把握，(我们才能把科学重新回归到对人性的要求上来，重新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科学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东西，而是从属于社会文化的发展。由之导致的科普观念的最重要变化就在于，由科学普及的单向传播过程，走向科学传播的双向互动过程。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本来就包含着相互交往的意思。所谓双向互动，就是一方面科学家向非科学家大众传播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公众也参与科学知识的创造过程、参与科学政策的制定和科学体制的建立、与科学家一起共同塑造科学的恰当的社会角色。在这个双向互动过程中，公众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接受科学，那是一种在实践中的学习。同时，双向互动过程意味着一种观念上的变化，即科学不再是一种高高在上教训人的东西，它本身是出自人、为了人、服从人的。公众有权利来评价科学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  
　　除了科学传播的理念发生变化外，科学普及的主体和方式也有极大的改变。  
　　传统的科学普及工作者主要是一些科普作家以及一些退休闲赋的科学家，他们更多的出于个人的爱好，通过“写作”的方式，向“读者”普及科学知识。二战之后，科学开始大规模显露其推动历史的杠杆作用，科学技术的实力和国民的科学技术水平成为一个国家国力的标志。所以，各国政府开始通过立法、制定政策、拨款等方式，支持在全民中大规模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除政府介入外，大众传媒的介入也使科学普及工作呈显出新的面貌。  
　　●有人讲新科普内容较深，不太容易看懂。您能否从“哲人石丛书”读者定位的角度，谈谈科学传播的受众问题及我国科普出版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