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生的工作挫折、苦恼，应该都与此有关，逻辑也大致相同。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似乎很少有开怀大笑心情舒畅的时候，经常是莫名其妙就郁郁寡欢起来。1955年热河省被撤销，商业厅解散，承德市由省会降级为普通地级市，但母亲工作分流却进了承德一家报社做新闻记者。终于能“单纯”地与文字打交道，这个经历让她骄傲了一辈子，后来每次回忆到这段经历，母亲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幸福感。不幸的是，这份理想工作她没能做多久。不知什么原因，似乎与“家庭成分复杂”有关—据说我外祖母的姐姐，母亲的大姨嫁给了赤峰当地一个大地主，那位大姨夫一生不问世事，每天只会在赤峰最有名的茶馆里闲聊天抽大烟，完全坐吃山空，家里的子女也大都不成器只会败家。外祖母当年带领孩子去赤峰投亲靠友，就是奔她家去的。母亲回忆说她当年填写审查表到“社会关系”这一栏时，出于诚实她把自己知道的所有亲戚都填上了，这确实让问题变得有些复杂。总之她被调整出新闻单位，回归了商业部门，先在食品公司，后在蔬菜公司。到了“文革”期间，她下放在一家菜站卖菜，这种日子基本上持续到她离休。

  过去我不知道如何形容和理解这些，现在似乎知道了—母亲应该是一个有严重“文青”倾向的人。我的文学启蒙教育，绝大部分都来源于她的书。在小学时代就开始阅读家里的藏书，四大名著、《史记选注》《李白诗选》等等，我都是半懂不懂读完了。这些书有她自己购买的，还有一部分是她从单位或者市图书馆借的。我今天回忆这些奇奇怪怪的书都感到不可思议，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峻青的《黎明的河边》、“第一届文代会文集”、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以及吉林师范学院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等。这些书今天还在我的书架上，大致是一个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的视野。我不知道母亲是出于什么理由收罗了这些书，因为后几种完全超出了她的能力。现在我有点后悔没有就此认真询问她。但我相信母亲并没有读完这些书，按照她的文化程度，估计很多都读不懂。然而她的这些书，却意外地开启了我的文学之路。我不学文学，即使不说天理不容，也对不起母亲的那些书。

四
  认真说来，她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慈祥的母亲。

  除了我小时候总是带我去医院打针抓药，或是带我求医问诊之外，通常她都是少言甚至情绪低落的。我从很小就能体会到因为她工作不如意、人事关系不顺洽带给家庭的紧张感和压抑感。由于父母都是干部，在1960—70年代政治生活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双职工的家庭尤其清冷乏味。父亲是个和蔼而无是非的人，在母亲莫名生气不快时，他无能为力，家庭气氛就更凝固了。

  我印象中，母亲很少带我们出去游玩，甚至没有留下一张我童年时代与她的合影。我曾经假装抱怨这个问题，她总是说，那个时候天天下乡搞“四清”参加各种运动，哪有时间？又没饿着你没冻着你。由于父母都是有工作的人，那个时代双职工家庭的经济条件有很大优越性，与那些单职工乃至工农家庭的孩子相比，很多方面我都没有资格抱怨。但母亲一生的不快乐和压抑，始终在我内心有沉重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