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明心事书中论
——关于《北纬四十度》的前前后后
文/陈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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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是五六年前，《上海文化》编辑部邀请青年批评家项静给我做了一个访谈。缘由大概是当时我出了一本文学批评的小册子，大家看到我这样懒惰成性的“述而不作”者也出来凑热闹了，不免觉得有些稀奇，于是要给我鼓劲加油，可能也希望我由此变得勤奋起来。那个访谈当然是从文学开始的，其间我拉拉杂杂说了很多话。后来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史记》：

  在历史知识传播上，史学家的纯正历史讲述，往往不敌文学家的历史演义，这个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令我困惑。而对这个问题有明确意识是近十年的事情。这有可能是我今天试图重新解读《史记》的动力之一。

  我希望弄清楚，中国历史讲述与文学叙述的不同价值取向何在，这种不同缘何形成？为何构成历史实践的重要因素并不能成为文学家必要的参照？中国历史讲述中经意或不经意形成的观念，持久性地形成了了文学家的成见，因此，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在文学家那里往往存在着与历史实践相左的结论。

  比如“酷吏”是司马迁首用的概念，他专门写了“酷吏列传”。看过书的人都会知道，《史记》中的酷吏，虽然也有刻板峻急甚至残忍的一面，但很多都是国家能臣干臣，于国家制度、司法实践都是执行的模范，他们或死于非命，或以身殉法，在性质上基本上不属于唐代的周兴、来俊臣之流。

  但司马迁却宁愿使用“酷吏”这个概念去定义这类人物，而且这种形象描述到了后来，模糊了很多问题的重要界限。

  看起来这是有点“诡异”的情况。因为无论就我的职业身份还是这个访谈的主题，都是“文学”或者文学批评相关事宜，我本该围绕文学发表一些所谓“高见”，却突然不揣浅陋跳出来扯起了历史话题，应该是有些轻率吧。

  这当然是项静设计话题时特意考虑到的，否则我不大可能自作主张离题万里。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些冥冥之中的不可思议感。因为此前我在自己的职业领域——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方面都写得很少，更遑论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了，项静何以会有此问呢？唯一能解释的，多半是我在什么场合里表达过这方面的想法(甚至不排除不止一次地夸夸其谈)，这可能使得项静萌发了给我一次“放飞自我”机会的想法。承蒙她和《上海文化》编辑部的好意，我果然如上所述放言无忌起来，倒也不失“批评家”的身份角色。

  需要承认的是，从专业角度说我的这个举动无疑冒了双重风险。一个被大家认识的文学人，自己的本行干得三心二意，却跑到历史领域说三道四，难免会有不务正业之讥。更让我不安的是，我的某些想法还有一点在太史公头上动土的意思。我一向都不是个很自信的人，在一吐为快之后，想象着来自文学与历史两大板块被冒犯的怒火，也想象着专业朋友们具有学术思想深度的质疑，若说没有一些激动和惶恐，那肯定是不诚实的。

  也许是在访谈中说了要“重新解读《史记》”之类的大话的缘故，让我突然意识到了有些话说出去就收不回来的压力。这是个很深刻的教训——过往的年岁里我也是喜欢在小场合私下信口胡说，而且一直是说得多做得少甚至不做，似乎我的人生大半就这样被“说”出去消耗掉了。所以这次我得认真考虑事情该怎么办。

2
  在访谈中我说过相关思考有“近十年”的时间，这并非夸张不实之词。仔细想想，这时间可能还要更久远些。一般意义上对于历史问题的知识兴趣几乎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财富，说难听一点，任何人都有能力在自己并不懂的历史问题上发表观感。

  然而面对广阔而繁杂的历史学领域，大部分人所拥有的，基本上是东鳞西爪不成系统的知识点，弄得不好很容易沦为一种谈资，并不能作为理解自我理解外部世界的知识框架。况且任何一个历史领域的问题都足够消耗一个学者的一生，而且更为可怕的是，穷其一生也未必能有所成就。

  而作为一个外行闯入者，不得要领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这倒没什么，最担心的其实是因学术积累不足造成以旧事为新知，重复前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或者囿于自己的小见识小趣味去“玩”历史，那就不仅会谬种流传，于人于己更是一种浪费。所以当我们讨论历史时，需要特别谨慎地做出选择。换言之，我们需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北纬四十度》的写作，是在这种背景下启动的。关于这本书，从题材说满足了我多年来对历史问题的兴趣和关注，但这只是个基础性理由，还不足以构成付诸写作的根本动力。一个写作者在什么情况下跟什么题材和主题相遇，在很多时候都有偶然性。

  也许是出于地缘方面的个人原因，我从小接触长城很方便，一直对长城及其相关问题有比较强烈和持久的兴趣，兴趣之外，则是更多的困惑。真正将我引导进问题内部并得以展开谈论叙述的，是对相关史料尽可能的阅读占有之后，我很意外地发现，纵贯北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基本动力形态，是从匈奴开始直至17世纪清入关的边境民族间冲突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