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个性格两极化鲜明的人。对贫穷的邻居或者对她诉说困难的人，她从来都是慷慨的。我看过她一个记账的小本子，知道她这一生借出去而没有收回来的钱应该不少。另一方面，她对别人的态度又是挑剔和斤斤计较的，并且显得小气，她特别在意别人是不是“真诚”和尊敬。有时候她正如民间老话所说那样，经常是做了好事还落不下好。在她心情开朗时，她对我们是柔和的，甚至是溺爱的。但这种时候并不多。多数时候，她是易怒或者峻急凛然的。由于缺乏安全感，在她的原则性烛照之下，生存变得乐趣不多，是破绽百出的。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是我高中一年级时陪她到北京的表舅家探亲。当时正是年少轻狂贪慕虚荣的时节，京城少年的洒脱自信和一口京腔让我很是羡慕，不知不觉中就难免要模仿学习，认为比较时髦。有一天我不知道对母亲说了句什么话，现在完全忘记了，估计是有些轻浮或者油腔滑调得让母亲觉得我有失尊重吧，她突然众目睽睽之下扇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当时我虽然不够健壮，但已经是将近一米八身高的“大人”模样，这一记耳光超出了舅妈和表哥们的生活常识，他们无法接受一个高中生被这样不留情面地打耳光，猝不及防之下都吓坏了，慌乱地劝着她又安抚我。母亲点着我的名说，陈福民你想学这些不着调的东西还早，你要把这一套拿来对我你这一辈子休想！我愣在当场无地自容，心中一团乱麻很久回不过神，感觉在整个世界面前抬不起头来。直到今天，我都无法判断母亲的暴怒和尊严是不是过于夸张了，很大的可能，她打我并不仅仅是担心我学坏，更主要的是她觉得自己的尊严遭到了挑衅吧。我也无法想象，一个高中生被母亲几乎是当众无端打耳光之后是否还谈得上尊严。四十多年过去了，母亲的这个耳光我从没有忘记，但这一生，我俩从未再触碰这次“耳光事件”。我不知道后来我在母亲眼里是不是变得好一些了，但很可能从那一时刻起，我在心中开始慢慢滋长出对轻浮和油滑的厌恶感。有些时候这种厌恶感掩饰不住，就让我在他人眼里成了一个装逼犯。

  她也不是一个会夸孩子的母亲。在我考上大学，考上博士，以及后来工作取得些微成绩时，她的表现都是淡淡的平常的，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按照今天的教育理念，孩子都是夸大的，应该每天得到表扬才能进步。如果一个差生考试经常挂科，偶尔一次蒙了个满分，家里的肯定都是欢天喜地感谢列祖列宗的。但母亲几乎从未夸奖和称赞过我，在她眼里，我应该是很不成器的人，无论对她还是对我自己的“才华”，都是有所辜负的。1990年代初期我在河北师大教书时迷恋上了打麻将，打得天昏地暗。一次通宵麻将结束清晨回家，我蹑手蹑脚推开家门，发现她穿戴整齐收拾停当坐在沙发上等我，她说你现在是大学老师了，我也管不了你，我眼不见心不烦现在就走。然后正颜厉色地宣布与我断绝母子关系。在我到了北京工作以后，她会关注我的朋友和同行，每当有朋友赠送新作或在刊物上看到熟悉的名字，她看我的那种眼神就似乎带着鄙夷，仿佛在说，为什么人家都写这么多而你啥也不干？她总是认为我太不努力了。我的懒惰与放任一定让她非常失望，今天想到这些，感觉真的是辜负了她。

五
  母亲的痛苦，是认为自己的一生遭遇了全面的失败。到了晚年，她陷入总结反思中不能自拔，而她的每一次反思，几乎都是对她的二次精神伤害。这种伤害是循环性的和缺乏新意的。她有时也说，我是不是应该去信佛或者信个什么？但她从未认真尝试过，无欲无念的人生离她很远。

  她热爱文学，喜欢读书，喜欢文字工作，但她工作的一半时间都在卖菜。

  她内心善良，看世界简单，自认为一生真诚待人，却总是得罪人，被卷入各种是非中。

  她并不精明，不善于计算与谋划，却总是梦想着发一笔什么财，并为此做过各种今天看来可笑而辛苦的努力。在改革开放起步全民经商大潮中，她承包过小卖部和小旅馆，长途贩运过蔬菜和牛羊肉赚点差价，但都不挣钱；听人忽悠去东北倒钢材，结果别说钢材，连个正经人都没见到，回程的车票钱也花光了，我父亲不得不求助东北的亲戚去给她送钱；后来她迷上炒股票，笃信广东一个骗子公司提供的“内部信息”，先付给骗子几千元咨询费，然后炒哪只赔哪只，前几年又做理财，在超市门口被两个卖理财产品口吐莲花的女人说动，立刻回家取钱跟着人家走了……

  一直以来，我们都努力去接近她的目标，拼命学习投身文学研究，我们保护着对尊严的敏感，又始终友善地与人和谐相处，我们还努力去赚钱……

  后来，当我们把这一切带回来给她看时，她却摇摇头，淡淡地说，这又不是我的事情，与我无关。她已经很难相信什么，也很少分享他人的进步与成绩。即使为了捍卫虚荣感难免向别人展示“世俗”成就，她在内心却从未真正为此骄傲过。她被失败感彻底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