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这些经历，显然对母亲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也许是过早地体会到了失去父亲庇护之后的世态炎凉，也许是兵荒马乱土匪丛生的年代在她的少年生活中留下了心理阴影，总之她变得敏感、多疑甚至有些神经质，不安全感、轻度洁癖、忽忽不乐伴随了她的一生。她嫉恶如仇，憎恶权贵的趾高气扬与为富不仁，相信贫穷与美德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这种源自个人经验的认知非常朴素也非常简单化，很多时候，她对公平正义、正直善良与“坚持真理”等等道德品质的信奉与强调到了一种偏执的程度。这些粗放的原则性无论在书本上还是听起来都是正确的，但并不能保证在现实生活中做到必然正确，也无法容纳那些复杂多元的有厚度的人性元素。因此，她比一般人更容易感受到她眼中的“不公正”，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与环境相安无事。这一点，很可能使她在别人眼中成了一个喜欢争执的人，也让她的一生吃了太多的苦头。她的亲哥哥大她将近十岁，不知为了什么事，母亲认定他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子，在外祖母和几个妹妹最困难的时候“不顾家”“不负责任”，误解和怨恨使她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与哥哥的关系相当冷淡 ，并发出过“就是要饭也要不到你家门口”的怨言。这个心结直至晚年才释怀。而事实上，我舅舅本分厚道勤勉持家，辛苦了一辈子，无论经济状况还是工作环境，都远不如她。

  随着“辽沈战役”结束，热河全境获得解放。1949年3月，她在赤峰市参加了新政权的初建工作，这时她不满十五岁。由于当时还没有建立起工资制，没有薪水可拿，但供给制首先保证了她能吃饱，日常也偶有其他食物带回家，外祖母和家里后来比较多地依赖母亲这份工作。那是母亲记忆中最充实也最幸福的日子，她被包围在一个特别有爱的集体中，受到了很多照顾。队伍中那些年长的大哥大姐都是穷苦出身，知道母亲家境贫困，大家都乐于帮助她，而最根本的帮助手段，无非就是节省下自己的食品物资送给母亲带回家去。用母亲的话说，“那绝对是真诚无私的”。她识字学文化并热爱读书的习惯，应该是从这个时候养成的。更重要的是，当时建立在资源短缺基础上经济分配的“公平”以及人与人彼此友善相助的“真诚”，对她世界观的形成再次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她弄不懂太远大的社会理想，估计也不太明白“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但从童年开始到现在的生活经验，似乎让她确信贫困与真诚、美德之间有神秘的联系。她因此热爱新政权和这个政权创造的充满希望的新生活，这或许就是属于母亲的朴素的“人民性”认知。

  她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进入了共和国，可谓天真烂漫朝气蓬勃。大概今天很多人会嘲笑这份精神元素，或曰“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或曰“左派幼稚病”。对于不了解历史的人来说，应该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吧。但是在母亲那里，穷人与美德的直观经验是她进入新社会的钥匙。她并不知道，仅靠“真诚”“单纯”这类词汇是难以识别和驾驭事物的真实性复杂性的，她也不知道穷人不再那么贫穷之后的社会是什么样子。

三
  新中国成立后，草创的各地政府普遍缺乏干部和管理人员。可能是母亲比较爱学习又能学习的缘故，推测起来，她应该在同时代参加工作的人当中表现比较突出又受到信任，所以她被组织从赤峰市调入热河省商业厅，十年后回到了她的出生地承德市。其时她不过十六七岁的年纪，对于科层管理和人与人关系的了解基本上是空白。很快，现实的复杂与她想象中的“真诚”“单纯”出现了裂隙，她与新生活的“精神蜜月期”变得不那么圆满了。

  很多细节我不太清楚了，过去她可能讲过，但我却没有耐心听完。她大概是在省商业厅办公室的秘书科供职，负责处理日常文件和一般性的机关工作，这与她的受教育程度和个人兴趣都有不小的差距。参加工作前她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工作后参加省直机关办的“机关中学”速成培训，比识字班水平好一些也有限。虽说有这点文化在当时已经算个“小知识分子”了，但其实工作起来尚不足以得心应手。而她的个人兴趣全在“真诚”“单纯”这类初级的文学世界观上面，衡量判断事情的是非曲直有时会情绪化，这是很难避免的。她的性格又不善于折中妥协，在“坚持真理”信条的鼓舞下往往与环境不能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