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清晨的安睡中没能醒过来，没有留下一句话。但我并不因此遗憾。在她生病前后的日子里，在我们拥有的共同岁月中，我们已经把我们所能理解的人生问题，包括无可弥补的遗憾与感悟，都重复总结无数遍了。但我们都隐约明白，至少是心存疑虑：如果人生重新来过，那些后来被总结认识到的各种遗憾或者“错误”，真的有机会得到纠正与避免么？那些被认为是“宝贵经验”或“深刻教训”的东西，真的能派上用场么？似乎并不乐观。命运总是按照自己的逻辑赋予你应有的性格气质，然后让你的人生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你一只脚轻松快意，另一只踏进深渊却不自知。我们帮她清洗、整理，穿上提前准备好的衣服。我们都平静地忙着，没有人号啕大哭，甚至连过度的啜泣也没有。我一边擦拭母亲尚有余温的遗体，一边与她做最后的告别：妈妈啊，你放心踏实走吧，也该走了，咱们再也不用受这个罪了，这个世界不值得你熬了。这时，我眼泪默默流下来。

  我这个告别语并不合乎母亲的真实想法。她热爱生活，非常想活下来。这种自然而然的抒情倾诉，在当时有不得不然的情境。人总是脆弱的，情不自禁就要暴露肤浅，而暴露肤浅通常都是很轻松很舒服的。但我也不必因此而感到羞愧，就允许我暴露一次吧。只是，这个世界到底值不值得煎熬，我其实并没有权利代替母亲下断语。以此类推，任何人都没权代他人决定人生的意义，即便是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也没有。

  人生艰难，凡事尽量不要那么轻率下断语。

二
  作为一个平凡的人，母亲的一生却过得有些不平静。她喜欢看书，喜欢UFO和外星人的话题，还特别称赞刘震云的小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跟震云讲起这件事，震云拿出《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在扉页上恭敬题写“请某某阿姨指正”送给母亲，这让母亲非常开心。母亲总是喜欢思考那些纠缠不清的大问题，反思她一生的得失—当然，经她反思出来的人生不说一无是处吧，基本上都是失败。她长期失眠，往往到后半夜还在看书或者冥想。我曾经跟她开玩笑说，您老人家本来是个朴素的劳动人民，却过了一辈子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她平时的情绪通常都是严肃甚至压抑的，这一次难得大笑起来，然后沉默。

  母亲1934年生于民国时期的热河省承德市（现今河北省承德市）。按照民国时期的区域划分，热河省在黑吉辽东三省外，一向被认为是“东四省”，城市规模小到可怜的承德市，是热河省的省会。日本人继攻占东三省之后，于1933年3月向热河挺进，民国部队未战先溃，华北战区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热河省主席、热河前敌总指挥汤玉麟（即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中的“汤二虎”），在搜刮掠取大量民脂民膏后望风而逃，热河全境就此沦陷。据母亲讲，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在“日据”时期的承德市做一个银号的小职员，支撑着六口之家。在她五岁时外祖父死掉了，外祖母失去了经济来源，不得不带着四个孩子回到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自己的娘家讨生活。在漫长的农业文明岁月中，尽管一直都有“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之类的批判性说法，但在血缘宗法制支撑下的“投亲靠友”观念，大抵还是国人遭难落魄时非常重要也比较行之有效的生存原则。在当今时代里，这种传统信任即便还未到难以想象的地步，至少也是日渐稀缺了。

  母亲经常对我回忆起1940年深冬，外祖母带领她们回娘家以及到了那边艰难生活的经历。向北走出承德市不到十公里的关卡，日军拦截了孤儿寡母一行人，她们被怀疑是抗日分子的间谍，于是关进了普宁寺—承德人俗称的“大佛寺”中。她记得她那时发着高烧，躺在佛堂冰冷的地面上等死，但也许是有佛祖保佑的缘故吧，三四天之后她竟然奇迹般地退烧活了下来，然后继续上路。从承德市到赤峰市有二百多公里的路程，承赤高速中间著名的茅荆坝开通了一条长达6.8公里的隧道，现在开车两个多小时就到。在茅荆坝隧道开通之前，所有北行的汽车经过茅荆坝都要走盘山公路，海拔升高到1500米，气温骤然下降。每到冬季下雪后，茅荆坝都被往来承赤两地的司机视为畏途，我小时候就不断听到有冬季行车熄火的司机被冻死在坝上，或者司机不得不点燃满车货物取暖最终逃出生天的传闻。

  1940年代，两地还没有公共交通工具，以她们的经济状况也不可能自己雇车，于是娘几个两条腿步行。这条路，当年她们走了将近二十天。从承德到赤峰的沿途，大部分路段都人烟稀少。据母亲说，如果不是茅荆坝上一户贫困人家收留和周济了她们，她根本没有机会走到赤峰，很可能就冻死在茅荆坝或者沿途上了。最终，她们在赤峰的亲戚那里得到了帮助，熬到了共和国新政权的建立。后来，我多次听她回忆她得到的每一次帮助，大抵都来自贫困穷苦的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