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叙事的隐喻认知
  君主制和君主政治的想象力构成了莎氏戏剧虚构世界中现实生活的质地。莎氏构筑的文学权力网，既包括宫廷也涉及民间。莎剧关注权力的运作和产生的后果、宫廷中的权力斗争与对国家利益的权衡，如《冬天的故事》中赫美温妮的含冤、《奥赛罗》中摧毁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的舰队、《裘力斯·凯撒》中安东尼著名的演讲、《辛白林》《约翰王》《理查二世》《亨利六世下篇》《理查三世》《李尔王》反映的英格兰被入侵，以及“《亨利五世》对1415年由法国支持的剑桥伯爵理查发起的失败阴谋描述，清楚地表明了国内叛乱与外部威胁的联系”等等。虽然文学作品很难具体讨论历史问题，然而历史的刀光剑影、宫廷的阴谋血腥、民间的贫困与心酸都在莎氏天才的描述中，给历史事件投射出一抹耐人寻味的隐喻，也使读者能够更深刻地意识到莎剧的博大精深。

  ——黑暗、欺骗对于莎士比亚戏剧来说，既是道德批判，也是物理隐喻，它成为压迫人类世界的无边的邪恶，遮蔽了光明，扼杀了正义，颠倒了人性。而熊、狼、森林、河流、乡村、海盗、书籍、旅行等叙事，则构成了莎剧中的隐喻。在《罗密欧与朱丽叶》《无事生非》《奥赛罗》《冬天的故事》《哈姆雷特》《皆大欢喜》《麦克白》中，那些具体的形象和隐喻叙事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显示出莎士比亚戏剧的丰富内涵。这也是莎剧受到当时民众欢迎的原因之一。

  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跨越了英国的两个朝代：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都铎王朝时期，资本主义开始发展；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英国的资本主义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新技术、新工艺普遍运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深入农村，原有的封建生产关系遭到破坏。莎剧印证了随着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和消费增加，社会矛盾不断加剧，贵族与贵族、贵族对平民的倾轧、连续的征战和农民起义等，表现出社会矛盾加剧的不安。《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一书强调历史叙事和文学隐喻之间的互动关系，生动解析了圈地暴乱频发、土地所有权的重组引发的社会问题。如在《李尔王》《科利奥兰纳斯》等莎剧中，1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的圈地运动不仅剥夺了农民的权益，而且传统的婚姻关系、社会治安、法律、宗教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乡村已经远远不是一首优雅的田园牧歌了。同时著者也提醒读者，莎士比亚究竟是反宗教的活动家，还是天主教徒，从莎作中并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其宗教信仰。著者以莎剧中的女巫为例，提出自16世纪以来关于女巫的叙述就出现在印刷品中，尽管英国议会曾经颁布过反对巫术的法令，但文学和戏剧中仍然不乏对巫术的隐喻，而且占星术、历书、魔鬼、魔法和巫术的隐喻叙事共同反映了战争、爱情、生活、生命、生育在戏剧主题、情节、人物塑造中的象征性意义。莎氏的《麦克白》《仲夏夜之梦》《哈姆雷特》中的巫术以天才的语言，揭示了“在善良力量支配下活动的灵魂的存在”这一超自然现象对人性、心理和情感的反映。

  再来看莎士比亚笔下的城市特别是伦敦是一幅什么景象呢？当时的伦敦商业发达，市场繁荣，人口众多，贸易往来频繁，已经发展为重要的制造业中心，同时也是一个商业纠纷和火灾频发、卫生条件堪忧和死亡率很高的城市。喧嚣的戏园、拥挤的渡船、嘈杂的工地、烟花柳巷、斗兽场在莎剧中吸引着读者和观众，就像《亨利四世》上篇中福斯塔夫经常光顾的野猪头酒店一样，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莎士比亚历史剧的重要性、复杂性，表现为后世对历史的还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莎士比亚”，既要依赖于莎剧的文学叙事，也要依赖于文学叙事背后的隐喻。杰里米·布莱克在总结了“对法战争”“15世纪的政治纷争”“社会经济”“宗教改革”以后，强调正是莎氏成功地把统治者和试图推翻统治的造反者纳入了戏剧主题和情节之中，才使读者通过文学隐喻认清了生活与文学的关系，即“风水轮流转”，世界就是一个大舞台，人人都是演员。

  《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一书无论是宏观概括还是微观分析，均从都铎王朝和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历史出发，追寻莎士比亚戏剧的审美价值。著者运用西方文艺批评理论和戏剧理论，就莎作中的某一意向、某一细节、某一事物，联系莎氏时代背景、宫廷历史等，从中捕捉到时代风云的变幻；或者从西方文化心理出发，观照包括哲学、美学、文艺理论、手抄本、捕鱼、地图、印刷、航运等层面中的文学意象，以其具体、此在的历史再现文学叙事，显示出严谨的历史态度和深刻的文学思辨特征。换言之，通过多元纷繁的历史环境、历史语境、文本叙事和隐喻，追求莎学研究的现代性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