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地理》的底色什么？英国作家西蒙·温切斯特在为《有待探险的世界》（ 这是一本《国家地理》的旅行与探险故事集）所撰序言中说，“对浪漫体验的向往和对冒险经历的向往，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第一推动力”。早在十岁时，温切斯特就明白了这种渴望，每次和父母进伦敦城，他都会趴在科克斯普尔街（Cockspur Street）那些航运公司总部的明亮大橱窗前，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些“用橡木、柚木、铁制构件和雕刻精美的黄铜组装起来的”远洋巨轮模型，一边看一边“在伦敦西区的雾霭中，做着无比美妙的梦”。

  我想象着有朝一日有了钱，我会很神气地大步走进去，径直走到办事员的高台子跟前，让他给我一张手写的远洋船票……我想着开阔海面上，一眼望不到头的尾流在船后缓缓舒展……我想象着自己在特内里费岛水域生平第一次看到飞鱼，在南太平洋上第一次看到信天翁；船驶过赤道无风带，我汗津津地一路瞌睡，在咆哮西风带，我被滔天巨浪吓得胆战心惊…….

  许多人小时候都有一扇或者几扇自己的橱窗通往远方。对我来说，这是每期《少年科学》杂志内页夹着的折纸模型（你能想象吗，有一期他们居然让读者来造航母），是外婆家房头泥巴地上被我挖出的沟沟壑壑（我名之为江河湖海，在上面观察雨水对泥沙的运输），是长途私营中巴里的汽油味儿（曾经令人心醉），是湘江里轮船的汽笛声（至今仍可直达脊柱令它微微发麻），是深夜里传来的铁轨上有节奏的、令人心驰神往的咔嗒咔嗒，更是伴随我长大的那些与地理有关的作品，不论它是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还是关于非洲、堪察加半岛或者南太平洋的探险故事。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出版后，我和朋友复盘各自的写作。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四个现代化”氛围浓厚的改革开放早期，每个人的梦想都是长大当科学家，从小学就开始鼓捣“小发明”“小创造”，还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家家都有两本地图册，红色塑料皮是中国的，深绿色塑料皮是世界的——并阅读大量科普作品。西方地理大发现时代以降的那些博物学家、冒险家、记者、作家（他们往往一人容纳这所有身份）就是从那时开始，借“中国重新拥抱世界”这一路径源源不断进入我们这一代人的阅读视野，可能到今天也没有完全终结。于是，哪怕今日世界已很少有未被探索的角落，但这一代中的不少人因为曾经在纸上凫水于大航海时代，知识结构殊为驳杂，所以他们的潜意识里（容我大胆假设）仍然住着一个博物学家。当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开始写作时，就总忍不住想要写万事万物。不要误会，他们并非要撰著百科全书，而是不甘于特定专业、领域或者文体的限制（在这一点上，你也可以说他们是“业余者”），总希望占有不同时空的素材，铺排，穿插，交跳跃——有时摔到地上，但智识的乐趣一直都在。

  日本之行开了一扇门。从2010年到2019年这十年间，我陆续去了二三十个国家出差、旅行或者短住。在整理过去十年所写文章时，三个字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可能性。这里头当然有年轻带来的乐观，尤其是当年轻与跨国旅行结合的时候——安排自己的旅行会有一种安排自己生活的错觉，而人在异乡也往往很容易踏入（我不愿用“陷入”）某种“自由生活”的想象。但其中也有结构性的东西，回到2010年或许能看得更清楚：那一年是中国加入WTO第十年，中国的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和世界都比十年前更开放了，又一个十年开始了，人们有理由保持乐观。

  但那是2010年，不是2014年——这一年3月1日，我跟着一群中国留学生，与访美的一位北大著名教授在哈佛法学院围炉夜话。二十多个年轻人围着这位谦逊儒雅又光芒四射的知识分子，无话不谈。久违的单纯热烈美好，好得让我觉得不真实。这一年是“一战”爆发100周年，我在当晚的日记里写道：“从1914到2014，人类有过多少个温馨恳谈的夜晚？”美好归美好，某一瞬间我仍然觉得，他是不是太乐观了？我想起阿富汗和墨西哥同学对我说的，如果你不经历我们国家的剧变，你不会想到国家是可以倒退几十年的。于是，我在一篇文章中写下这样的疑问：“这是晚期还是新世界，是隧道的入口还是出口？”

  也不是2016年——这一年12月19日，我和同事在印度菩提伽耶采访宗萨仁波切。采访正在进行时，美国大选结果揭晓，仁波切从我们这里知道了特朗普当选的消息，他又一次谈起万事万物之间的因缘，并重复了之前的预测：“可能就是那些讨厌特朗普的人，会让他获得胜利。”菩提迦耶雾霾很重，这反而给了它一种出尘之感。在绕塔时，我碰到一位郁闷的纽约小哥。他说，感觉整个世界都在你周围发疯乱转，而我们却在这么个地方安静地待着，真是太奇怪了。

  更不是2019年——这一年12月5日，逆时针环绕德国采访旅行40天后，我从柏林飞回国内。按预算可以在德国多待几天的，但我急着回来，去绍兴观看一项国际赛事。我在浦东机场下了飞机就直奔比赛举办地，心里想着，等来年春天争取再去德国一趟，把漏掉的城市补上，反正，去欧洲也非常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