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可能的世界》的书名，大家各有各的惆怅：我们相互张望，由书名一下子想到的，是北京奥运会前后人人期待的“可能的世界”，还是近年来见识过“不可能”后急剧紧缩的“可能的世界”，或是其他地方与时空里的“可能的世界”……

  作为这一代内心紧缩的青年们，我们还有去想象什么是“可能”的自由吗？如果要保持这份自由，什么可以用作想象的材料，从何处寻找可能性的样本？《可能的世界》就在这样一个迷惘不安的时刻出现了。

  从2010年到2019年，杨潇作为记者和背包客陆续去了美国、埃及、缅甸、德国等十多个国家。时而乐观，时而忧虑，他把在当时当地的记录与对远方的思考一起，写在了《可能的世界》的20篇文章里。

  现在回头来看，那十年拥抱世界的机会并非常态，而是一段宝贵的窗口期。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度过了“压倒性”的丰富的访学时光，“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曾飞向我们”；在爱尔兰，在对“船”和“墙”的来回忖量中，他“好像听到了钟摆开始转向的声音”。每一次行走都是一次对可能性的捉摸，与此同时，也是对不可能性的靠近。

  今天单读分享杨潇为《可能的世界》作的《自序：追上 2019》，希望我们能从世界与自我不停变动的关系里，从不同社会历史纹理之间，守住基本的自由感。他在自序里写道，“你将看到的，是不可能与可能此消彼长的故事。也许，只要保持想象力，人们就能守住自由感，进而守住自己的生活。”


《可能的世界》
杨潇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自序：追上2019

作者：杨潇
  那年冬天准备考研时，我总去学校的老图书馆二楼，那是外文报刊阅览室，平时人很少，不用担心占座问题。因为厌倦了复习材料上枯燥的阅读理解，我决定读英文报刊作为替代。阅览室订阅的外刊不多，《卫报》太新闻，《纽约客》又太深，只有《国家地理》杂志难度适中且多是我感兴趣的题材。有一篇写自驾沿长城旅行的长文尤为好看，配图里，公路上等待车轮帮忙脱粒的黄澄澄的谷物也让人印象深刻。可惜我没记住作者的名字。按时间推算，他应该就是后来写《寻路中国》的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

  老图用的是那种老式长桌，从下午到晚上，我就趴在桌上啃杂志来应试。老图很安静，来上自习的总是那些人，好几个也都是考研的，谁也不认识谁，见面笑笑，有种共赴某事的同侪温暖。读累了，下楼围着新开湖夜跑，再去临近的天南街买几个橘子解渴，时隔二十来年，我仍然记得那带着冰碴的酸甜。

  几个月后，《国家地理》帮我在考研英语里拿了高分，但我却莫名其妙丧失了继续读书的热情，毕业进了媒体。我从编辑干起，学习校对、排版、起标题，还莫名其妙写起了时评，毕竟，那是一个“热言时代”。纸上谈兵几年后，我到了市场化媒体，开始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当记者，写稿子。先写时政报道，再写人物报道，最后写特稿，我做得还不赖，但总觉得少点儿什么。2010年4月的某一天，我正在一个灾难现场采访，歇脚时接到短信，编辑问我愿不愿意去日本采访。

  年初，杂志社就计划拓展海外报道，这一年的目标是近邻印度和日本。因为之前读过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爱德华·卢斯写的《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我对印度这个矛盾之国充满好奇，对日本则兴趣寥寥。不过，作为年轻记者，在这种重大选题面前，通常只有被选择的份儿。我告诉自己，不去日本，也未必轮得着你去印度，便硬着头皮回复编辑：好！

  现在想起来怪有意思。一家媒体会把一个不懂当地语言，没有相关文化背景，甚至没怎么出过国的年轻记者，扔到一个陌生国度去写封面报道。你可以说这不够职业化，但也可以说是霸蛮生长：很少自我设限，想到什么就去做了，带着积极、热切甚至急吼吼的劲儿，管它什么“万事俱备”。

  于是，这位被点名的年轻记者，诚惶诚恐开始准备。一边联系采访，一边大量阅读。我读的第一本书应该是约翰·道尔的《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边读边从注释里发掘更多参考书，再买，再借，再读。这种主题阅读效率极高且令人愉悦，三个月啃了40多本日本主题的书，我对目的地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很难说关于日本我写的到底是什么。有一点时事，有一点历史，有一点地理，有一点人物，有一点智识讨论，再用自己的游历把它们都串起来。系列文章发表后，一位我尊重的媒体前辈说，读起来有点像《国家地理》。那时我更多凭本能写作，谈不上什么文体意识，但他的评价让我想起了多年前在老图度过的那些安静夜晚，以及带着冰碴的橘子果汁。反正，开卷总是有益，阅读不会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