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 ：公路徒步的意义

    回到1937年的夏天，与地理意义的公路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最出色的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之路。对于清华北大南开的教授那一代人，他们可以不必选择南下西进去大后方，他们可以留在故都或者避入租界（事实上一些人就是这么做的），或者干脆出国。对于学生这一代，他们面临的是读书还是救国这一更困难的选择，而当他们为自己的苦闷心灵寻找出路时，去重庆/昆明/成都，还是去延安也是一个难解之题。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近300名学生，实际上是两次回答筛选下来的结果（他们都选择了前者），就像易社强说的，“在愤世嫉俗和悲观失望袭来之前，探寻真理就是奔赴昆明的理由”，但这不等于他们在当时没有纠结和困惑，我好奇，在传奇故事外，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爱好和偏见是什么？他们如何理解和处理国家与自我的危机？他们的情感结构如何养成？在前往昆明的公路上，他们每天都在与西南各族民众接触，这又会与他们自己对“国家”与“人民”的理解（这种理解在1930年代北方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不断发生演变）产生怎样的共振，乃至彼此影响？等他们到了昆明，被刷新的认知，连同他们日记，以及陆续出版的散文、诗歌和回忆，又是如何构成某种不乏神话色彩的“文本”，进而注入西南联大这一精神共同体并绵延至今？

    当然，对于出发，我还有更私人的原因。我热爱走路。走路，尤其是长距离的徒步，是我衡量自己也是挑战自己的一把尺子，对我来说，那个永远重要的问题不是“尚能饭否”，而是“尚能走否”。多年记者生涯，我已习惯写不出稿时下楼暴走一通寻找答案，走路是我和自己相处的重要方式，走路时我能清晰地感到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头脑也变得清明——哪怕在雾霾深锁的北京也是如此——我已经记不起多少次在行走中触摸到故事的内核，找到长文的结构。但是眼下，我36岁，迎来了第三个本命年，距离我辞掉工作、结束“职业生活”一年多了，我正陷入某种存在主义危机。原先的两个写作计划，一个被证明行不通，另一个因为近乡情怯迟迟无法推进。时间一点点过去，我越来越感到被奇怪的引力拖拽着漂移，生活像永远对不准的指针。我需要一次真正的长时间的行走来找回方向感和掌控感。这也是我的寻路之年，我迫不及待地要和八十年前那些最聪明的年轻人一同出发，激活曾经的简单、热忱与少年心气的同时，冀望着有一些若隐若现的银线能牵起1938与2018这两个看起来并无关联的年头——譬如，在不确定的时代，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是什么关系？人生的意义又到底为何？

    查看旅行团成员名单，你会看到许多熟悉的名字，他们后来成为了著名的学者、作家、工程师，成为了两院院士，我好奇他们最终找到自己的桃花源了吗？我也好奇旅行团中“历 史的失踪者”，比如清华政治学系大三学生施养成。他1939年在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1946年出版了《中国省行政制度》，钱端升、王赣愚为其作序，应该是颇有前途的年轻学者，后来他赴美留学，1957年回国，根据我查阅到的新华社电文，他和几个同学3月18日抵达广州，逗留数日后分头前往北京上海。此时距反右运动开始不到三个月，我也再未查到施养成的下落，直到翻阅了清华十级毕业50周年纪念刊（1938—1988），级友简况里有语焉不详的交代：（回国后）在水电科学院水利史研究室任副研究员，1971年在河南南平该院五七干校受迫害含冤去世（时年55岁）。

    所以，如果我们把视野再往后推一些，我还会好奇，他们的这次公路徒步经历，对他们之后人生的各种选择——譬如，走还是留，去国还是还乡——是否有过影响？对那些选择留下和回国的人来说，一波又一波的运动是否让他们想起这次与“真正的中国的灵魂”的接触？“真正的中国的灵魂”这一表达来自旅行团成员、清华历史系大四学生丁则良1943年写的一篇文章，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专文回忆了这位杰出却早逝的同窗，“1949年秋冬之际接到他致我的最后一信，内中非常激动地说，英国费边式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无光无热，就要建国的中共有光有热，他已急不能待，放弃论文，马上就要回国报效了。”

    清华大学外文系大三学生查良铮也在旅行团中，他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穆旦。在我所就读的南开大学文学院小花园里，几年前立起了这位著名诗人的雕像，小花园也被命名为穆旦花园，听说，因为历史问题，雕像立得还颇费周折。2018年是穆旦诞辰百年，八十年前，20岁的查良铮在出发前购买了一本英文小词典，每日坚持背单词和例句，背完就把那几页书撕掉，等走到昆明，刚好把字典全部背完。直到打包之时，我还想着带一本英文小词典向他致敬，最终不得不因为减负舍弃，一同舍弃的还有吹风机、护膝和护腰——我揣摩着，这一路 虽然漫长，大概不至于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