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需要拉开较长一段时间，才能看清我们身处其中的究竟是什么。恰如在2010到2019那个十年，我带着属于当时当地的问题（和局限）去现场，观察，采访，记录，难以知悉随着时空的变化，哪些文字将变得幼稚、唐突乃至尴尬，哪些文字却将在时间棱镜的折射下，闪耀出一点点预言的光芒。我所能做的，只是诚实地记录。

  2023年8月，时隔近四年我再一次出国，目的地是新加坡——你能想到的最安全最有秩序的国家之一，我却一直被名种毫无必要的担心困扰，我的舌头和脑子都像冻僵了似的，讲英语不断结巴，看着手机里陌生的app也心生畏惧。这种状态持续了整整两天，最后，在一家英文书店里，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主题，我感觉自己好像缓过来了。2023年11月某个深夜，和几个朋友在一档播客节目聊天时我说起那次经历，我说我还在克服自己，克服那种没来由的害怕，克服那种自己吓唬自己的感受，然后我听到自己说：我想努力，再努力，追上2019年。

  谁知道呢？也许我想要追上的还有2016年，2013年，2010年，2008年，2003年——带着冰渣的橘子我好久没吃过了，对未来翘首以盼的滋味我也久违了。从较悲观的角度，你也可以说我写的是“不可能性”，人与国家都在某道长长的阴影之下。就像我最后拜访的柏林，法西斯浪潮退却后，同盟国的一个临时安排在冷战中变成“长期的凝固状态”，又在冷战结束后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融化，留下遍地沉渣（在本书第十章《另一个国度》中可以看到沉渣的样子）。不过，正如如今柏林的活力满满与多元包容，我愿意换一种依旧乐观的说法：你将看到的，是不可能与可能此消彼长的故事。也许，只要保持想象力，人们就能守住自由感，进而守住自己的生活。

  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德语词Fernweh，指的是“对远方的向往”。研究“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段义孚先生，在风景画的演变中看出了中世纪思想的结束与现代早期思想的开始：景观艺术家不再仰望天堂，而是向外眺望远方的地平线。借用段先生的理解，2010—2019那个十年也有某种可贵的“现代性”，而“对远方的向往”实乃基本人性，这会决定更长时间段的方向。

  回到那十年中点的2014年6月1日，在美国访学一年后，我离开马萨诸塞州剑桥，踏上回国之路。在这之前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打包，光何伟的老师约翰·麦克菲的书就有好几本，写加利福尼亚的，写大峡谷的，写阿拉斯加的，都是科考、地理与冒险结合的非虚构作品——心里那个博物学家放弃了生物多样性的原则，不断敲打我：都带走！这些书不惜代价也得带走！我拖着两个装得太满的沉重的“诺亚方舟”去坐波士顿地铁的红线，脑子里盘旋着琼·迪迪翁与纽约告别的名篇的开头：

  It's easy to see the beginnings of the things, and harder to see the ends.（要看清事情的开始是容易的，看清事情的结束则比较困难。）

  不知道这次告别与归来意味着什么。在波士顿洛根机场办理完托运后，我松了一口气，坐下来吃最后一顿“合法海鲜”餐厅的软壳蟹。我打算先飞芝加哥走马观花几天，再从那里出发，坐上两天的火车到旧金山，从西海岸回国。前路漫漫啊。行业已经狼烟四起，热切、野心与冒险精神还剩多少呢？我不知道。在校园的十个月短暂又漫长，不管怎样，在回到真实世界之前，还有一趟未知的火车旅行可以期待。

在世界与我之间，寻找可能性

《可能的世界》新书沙龙 北京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