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刘志伟：《超越江南一隅：“江南核心性”与全球史视野有机整合》，《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

［2］余同元：《明清江南战略地位与地缘结构的变化——兼论文化江南的空间范围》，《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3］参胡克诚：《逋赋治理与明代江南财赋管理体制的变迁》，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4］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1、121页。

［5］蒋明宏：《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6］周学军：《明清江南儒士群体的历史变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7］王鸿泰：《武功、武学、武艺、武侠：明代士人的习武风尚与异类交游》，《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4年第85本第二分，第209—266页。

［8］特别是勾摄人犯或勾摄公事、风俗教化、秩序维护等方面，都有助于治安控制。参王昊：《明代乡里组织初探》，《明史研究》第1辑，黄山书社1991年版，第199—211页。

［9］城乡地区专职的防御体制，具体施行当然有其地域的适应性与时间限制。参陈宝良：《明代的保甲与火甲》，《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63—70、138页。

［10］冯贤亮：《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地方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20—236页。

［11］参［日］夫马进的《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同朋舎出版1997年版）、梁其姿的《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吴震的《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版）、王卫平的《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以明清时期为重点的考察》（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与《清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系谱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黄鸿山的《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以晚清江南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

［12］［日］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朱海滨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朱海滨：《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王健：《多元视野下民间信仰与国家权力的互动：以明清江南为中心》，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年版。

［13］［日］濱島敦俊：《明代江南の水利の一考察》，《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69年第四十七册；［日］森田明：《清代水利社会史研究》，郑樑生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6年版；李卓颖：《新方案与十五世纪晚期江南水利改革》，《明代研究》2010年第15期，第1—35页；冯贤亮：《环境与生活：明清江南乡村水利的传承及相关问题》，《复旦史学集刊》第五辑“变化中的明清江南社会与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5—119页。

［14］邹逸麟：《谈“江南”的政治含义》，收入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77—182页；《谈历史上“江南”地域概念的政治含义》，《浙江学刊》2010年第2期。

［15］冯贤亮：《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地方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16］参［日］山本英史：《清代中国の地域支配：地方文献が解き明かす清代中国の国家》，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7年版；［美］柯必德：《天堂与现代性之间：建设苏州（1895—1937）》，何方昱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加］卜正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潘敏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巫仁恕：《劫后天堂：抗战沦陷后的苏州城市生活》，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7年版。

［17］参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商务印书馆2004年；吴琦编：《明清地方力量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冯玉荣：《明末清初松江士人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冯贤亮：《河山有誓：明清之际江南士人的生活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18］［日］滨岛敦俊：《明代中后期江南士大夫的乡居和城居——从“民望”到“乡绅”》，《明代研究》2008年第12期，第59—94页。

［19］参李治安主编：《元明江南政治生态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20］李洵：《论明代江南地区士大夫势力的兴衰》，《史学集刊》1987年第4期。

［21］相关研究可参罗晓翔：《晚清江南社会的绅权与信任危机：以常熟为中心》，《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9年第103期，第47—89页；李世众：《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心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2］赵轶峰：《明清帝国农商社会论纲》，《古代文明》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