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是中华文化家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江南人民在漫长历史中创造的、有别于其他区域、极具活力的地域文化。

  江南，泛指长江以南，不同时代内涵有所不同，有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之分。所谓“大江南”，泛指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时也包括长江上游部分地区；所谓“中江南”，主要指长江下游地区，包括江西一带；所谓“小江南”，主要指长江三角洲及周边地区。先秦时期所说江南多指大江南，唐代以后所说江南多指中江南，明清以来（包括今人）所说江南多指小江南。小江南亦有基本范围与核心范围之分，基本范围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向东、西两侧延伸，包括今江苏南京、镇江地区，浙江绍兴、宁波地区及浙东地区，也包括安徽芜湖、徽州等皖南地区，江西的婺源及苏北的扬州、泰州、南通等地；核心范围仅指太湖流域，包括南京、镇江、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嘉兴、湖州与上海。

  江南地区山水相连，壤土相接。自秦汉至明清，两千多年间，其行政建置，先为一体，唐代同属江南道，明代大部分属南直隶，清代前期大部分属江南省；后为毗邻省份，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后分属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彼此人民语言相近，习俗相通，有无相济，流动频繁，认同感强，亲密度高，故文化一体性程度很高。

  关于江南文化特质，学界已有很多种各能自洽的概括，今后一定还会有很多种概括。据我有限目击，以下四个方面是为较多学者所述及的：

  其一，开放包容，择善守正。

  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得益于持续的开放与交流。

  秦汉时期，江南地区地广人稀，经济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东晋以后才快速发展，很重要一个原因，便是由于中原战乱。包括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与宋代靖康之乱，使得中原大量人口向江南迁移。北人南迁不是难民零星迁移，而是包括统治阶层、名门望族、士子工匠在内的集群性迁移，是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知识、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在内的整体性文化流动，即所谓“衣冠南渡”。这对江南影响极大。这种迁移，从全国宏大范围而言，是中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迁移，但对于江南而言，则是一种全面的文化开放与交流交融。

  江南地区的开放，也包括面向世界的开放。古代中国与东亚以外的世界联系，主要通过两个方向，即今人所说的两条丝绸之路。一条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打通的横贯亚洲、联结亚欧非三洲的陆路丝绸之路；另一条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以后。前者以长安为起点向西，与东南沿海地区没有太大关联；后者或以泉州、广州为起点，或自杭州、扬州等港口直接出航，所载货物，或为丝绸，或为瓷器等，这就与江南地区有了直接关系。中国历史上，凡是偏向于东南地方的政权，都比较重视海洋。宋朝注意发展市场经济，拓展海上贸易。政府带头经营，民间积极参与，江南地区处于对外贸易前沿，江阴、青龙镇、刘河、温州、明州（宁波）、乍浦、上海，都曾是重要港口。

  江南文化长期引领中国对外开放潮流。明末清初，徐光启等知识分子与来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共同掀起第一波西学东渐热潮，将《几何原本》等大批西学介绍到中国来，其中代表性人物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锡阐等，都是江南人。鸦片战争以后，上海成为第二波西学东渐中心，其代表性人物，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王韬、马相伯、李问渔等，也都是江南人。五四前后介绍马克思主义热潮中，亦以江南人为多，陈独秀、陈望道、沈玄庐、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等，均为江南人。

  江南地区在吸收大量来自外地、外国优秀文化的同时，一直有自己的选择与坚持。诚如近代思想家苏州人冯桂芬所说，“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吸收的过程，就是比较、鉴别与选择的过程，吸收精华，排斥糟粕，唯善是从，坚守优秀。海纳百川与壁立千仞，开放与坚守，是高度统一的，其标准便是唯善是从。明清时期江南学术、文学、艺术的全面兴盛，便是典型。近代以来的海派文化，则是以江南文化为基础，吸收了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发展起来的。

  其二，务实创新，精益求精。

  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文化领域，江南人都相当务实，勇于创新，秉持实践理性。江南多数地方自然禀赋优越，气候温润，土壤肥沃，物产丰盛，人们容易解决温饱问题，故读书人多，识字率高，所以，江南进士、举人比例特高。但科举仕途太窄，绝大多数读书人在由学而仕的道路上行走不通。于是，他们除了务农，还有很多人当了塾师、幕僚、账房、讼师、各种专业性学者或艺术人才。他们有文化，竞争力强。无论何种领域，从业人员愈多，则分工愈细，分工愈细则创新能力愈强。康熙雍正年间，苏州加工布匹、丝绸的踹坊，就有450多家，苏州工艺种类多达五十余种，且加工精细，水平高超。苏绣、苏玉、苏雕、竹刻、“四王”的绘画、顾炎武、钱大昕、阎若璩的考据，方以智的哲学，桐城派的文学，各种顶尖的学术、艺术，都是沿着精益求精路子，获得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