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创新，精益求精，使得江南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精致绚烂的时尚中心与审美高地。诚如明代人评论以苏州为核心的吴地文化时代所言：“夫吴者，四方之所观赴也。吴有服而华，四方慕而服之，非是则以为弗文也；吴有器而美，四方慕而御之，非是则以为弗珍也。服之用弥博，而吴益工于服；器之用弥广，而吴益精于器。是天下之俗，皆以吴侈，而天下之财，皆以吴富也。”[1]。

  最为典型的例证，是清朝宫廷对苏州艺术的欣赏与垂青。学术界研究成果表明，明清两代紫禁城，从自然景观到人文环境，都浸润着苏州文化元素。紫禁城是苏州工匠领导建造的；皇家建筑使用苏州金砖、玲珑的太湖石、精美的玉雕山景；宫廷殿堂使用苏造家具，墙壁贴着吴门画派的山水画，屋顶挂着苏州花灯，桌上摆着苏州钟表，衣饰、床帐、铺垫为苏州刺绣、吴罗、宋锦等织绣；皇室享用的绣品，几乎全出于苏绣名艺人之手，服饰、戏衣、被面、枕袋帐幔、靠垫、鞋面、香包、扇袋等，无不绣工精细、配色秀雅、寓意吉祥。康熙、乾隆皇帝十二次南巡，前后在苏州驻留114天。乾隆皇帝对于苏州文化，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孔飞力说，江南是让清朝皇帝既高度欣赏又满怀妒忌的地方。如果有什么人能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如果有什么地方让清朝统治者既羡慕又恼怒，那就是江南，“凡在满族人眼里最具汉人特征的东西均以江南文化为中心:这里的文化最奢侈，最学究气，也最讲究艺术品味。”如果满人在中国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话，那么，正是江南文化对他们造成了最大的损害。[2]

  这一特点到了近代，更为突出。穆藕初以一个普通的海归，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成为全国棉纺业大王，陈光甫能在金融业中脱颖而出，商务印书馆能长期执中国出版业之牛耳，难计其数的以精致著称的“上海制造”，都是务实创新、精益求精的结果，都是务实创新、精益求精的典型。当代江南，万吨水压机、人造卫星，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蛟龙号深海探测船、上海振华龙门吊等大国重器不断涌现，无不体现江南人务实创新、精益求精。

  其三，崇文重教，坚强刚毅。

  江南普遍重视文化，重视教育。归有光说：“吴为人材渊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3]”江南地区自宋代以来便书院林立，讲学兴盛，明代无锡的东林书院、武进的龙城书院、宜兴的明道书院、常熟的虞山书院、嘉兴的仁文书院，清代苏州紫阳书院、杭州诂经精舍、南京钟山书院等，不胜枚举。江南所出文人儒士之众，诗词文章之繁，为天下之最，苏州作为“状元之乡”的名声早已举世闻名。科举之外，凡与文相关的方面，文赋诗词、书法绘画、戏曲音乐、雕刻园林，江南均很发达。当代江南所出两院院士，在全国人数最多，比例最高。

  江南民性有小桥流水、温文尔雅一面，也有金刚怒目、坚强刚毅一面。蒙元军队南下，在江南遭到顽强抵抗，常州以2万义军抵抗20万元军的围攻，坚守半年，被誉为“纸城铁人”。明初宁海人方孝孺，面对朱棣的高压，宁愿被诛十族，也不愿降志辱身，成为刚正不阿的千秋典范。清兵南下，江阴、嘉定、松江、浙东都爆发了气壮山河的抗清斗争，涌现出侯峒曾、黄淳耀、陈子龙、夏完淳、张煌言等一批刚强激越的英雄。绍兴人刘宗周宁愿绝食而死，也不愿入清廷为官。近代章太炎、徐锡麟、秋瑾，均以不畏强权、铁骨铮铮著称于世。江南人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每到改朝换代之际，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力量。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早已成为妇孺皆知、沦肌浃髓的爱国主义营养。

  其四，尚德重义，守望相助。

  江南文化具有浓厚的宗教性内涵，信奉佛教、道教者（包括信奉妈祖）相当普遍，民众普遍尚道德，讲义气，重然诺。徽商、浙商、苏商均有儒商传统，崇尚义利兼顾。这种传统到了近代上海，就演变为讲诚信，守契约，遵法治，其中相当突出的现象是商业规范与征信系统的建立。诚如著名实业家穆藕初所说：数十年来，“思想变迁，政体改革，向之商业交际，以信用作保证者，今则由信用而逐渐变迁，侧重在契约矣。盖交际广、范围大，非契约不足以保障之。”

  贫富相济，守望相助，是江南社会一大特色。近代以前，江南慈善事业就相当普遍而发达，设立义田、义庄、义塾以资助贫困子弟读书，设立育婴堂、孤儿院、清节堂等慈善机构，以救助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是江南社会重要传统。古代中国最早的义庄，便是宋代范仲淹在苏州所设。近代以后，上海则是全国城市慈善事业最为发达的地方，也是全国慈善救助中心。近代上海有二百多个同乡组织，他们联系着全国各地，每个同乡组织都有慈善功能。从晚清到民国，全国性慈善中心上海协赈公所就设在上海。从事慈善组织活动的中坚人物，经元善、盛宣怀、谢介福等，都是江南人。每遇内地发生水灾、旱灾、传染病与战乱，上海慈善组织总是发挥领头与关键性救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