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儒学的构成与创化》为“江南文化研究”丛书之一种，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何俊主编。本书以时间为序，分述江南儒学的孕生、唐宋变革与江南儒学的崛起、明清江南儒学的演化，以及江南儒学的现代探索。本书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学界给予江南儒学长久而深切的研究兴趣，使江南儒学的研究成为江南研究、儒学研究、中国哲学与思想史研究，乃至面向未来的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本次推送为本书第一章《为什么要研究江南儒学？》之节选，由何俊教授撰写。

为什么要研究江南儒学？（节选）
何俊
  江南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现状构成了提出江南儒学研究的最重要的直接的外部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中，江南的经济社会文化不仅位居整个中国的前列，而且呈现出强劲而富耐久的动力；源自江南的许多理念与实践不断被上升到国家层面，长江三角洲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进一步从制度层面彰显了江南作为国家根基的性质。江南所放射出的吸引力与引导性，表证着她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将富具影响，这一现实给上世纪中叶以来持久展开着的江南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以使江南获得更进一步的自我认知。江南儒学的概念由此催生，以期江南研究获得纵深推进。

  当然，强调江南儒学研究的当代与未来性，并不等于这一研究的提出完全基于此。相反，江南儒学研究的当代与未来性是基于历史本身而产生的，尽管历史上没有以此命名的思想流派，甚或没有江南儒学这样明确的自觉。唯此，我们需要给予进一步的说明。

  这个说明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中国历史中的南北经济社会文化重心的转移及其延伸出的江南问题。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的南移是一个非常显著而早已引起历史中人，当然更引起现代学术研究的关注，相关的史料与研究汗牛充栋，毋需引征。这里，仅依钱穆在《国史大纲》中的梳理作一个简明的转述，以引起我们后续的讨论。《国史大纲》虽成于上世纪前半叶，但钱穆以其纲目体，将这个长时段的重大的历史显象勾勒得极为清晰。钱穆指出，中国历史上半段的重心在北方，下半段在南方，这个转移以安史之乱为节点，转移的过程则很长，似乎直到明代才完成。[1]钱穆从经济的指标，比如漕运、丝织业与陶业，到文化的各部分，比如应科举的人数、宰相籍贯人口，再到社会，如户口盈缩、行政区划的大小繁简，作了系统的梳理。[2]从这个梳理与论证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的南移不仅是毋庸置疑的史实，而且这个南移的过程最终结穴于环太湖流域的江南也是极其明确的。

  也许因为这个转移过程，尤其是环太湖流域的江南成为这个转移的完成标志直至明中叶才确立，所以才会在晚明出现陈子龙（1608-1647）那样的全面论证江南地位的系列文章。按照森正夫的研究，陈子龙论证的江南包括今日的江苏省南部、上海市、浙江省北部，即以长江下游南岸地区的三角洲为范畴的区域，其实就是环太湖流域。在多达七篇专文中，陈子龙不仅从综合地理条件、具体的水利与地质特征、土木建筑技术、养蚕丝织业、女性能力、水产资源、文章与艺术个性等各方面系统地论证了江南在历史过程中所确立起来的重要性，而且更从明朝政权本身的建立过程及其完整的政治设置，赋予了江南是伟大的明朝国家之根基的地位。换言之，陈子龙的江南论决不是就江南而论江南，而完全已是从整个中国的视野来强调江南的地位。[3]

  不过，也正因为陈子龙的系列文章，可以反证江南作为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的真正确立，虽然在事实上早已在形成过程中，但名份却要晚来很多，否则陈子龙也无必要作这样的系列文章，尤其他要以自设问答的文体来作辩明。这一名位晚于实情的现象似乎在提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江南已明确成为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的中心的事实面前，还需要去辩明它对于国家的根基地位呢？可能的解释也许很多，但从陈子龙自己设定的提问，结合我们的研究对象，似乎可以聚焦在两个解释上。其一是江南成为经济社会文化的重心只是一个偶然的暂时的结果，对于历史中的人而言，仍然存有重心回归的期待，因此并不认定江南已为重心，直到晚明已为定局，还需要陈子龙来论证。其二是江南固然已成为经济社会文化的重心，但其经济行为、社会组织、文化形态背后的思想系统不具有正当性，陈子龙在辩论中强调，作为国家根基的江南的确立，“实惟有吴风教固殊焉”，这个“风教固殊”在陈子龙的论证中当然是正面的，但在北方看来也许完全是负面的。[4]

  这便意谓着，作为一个区域，江南能否成为国家的根基？或者，江南为什么能够成为国家的根基？或者，江南是如何成为国家的根基的？自然便成为一个问题或者一个问题丛。由这样的问题丛出发，江南研究当然首先是一个区域研究的问题，但是由陈子龙的论证引发出已超越区域研究的性质，而是关涉到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及其内在动力的问题。这是江南研究得以成立的根本学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