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北纬四十度特殊的魅力。北纬四十度并不是保守的、封闭的，为了生存而造成的民族竞争，最后实现的却是民族融合。过去我们说得比较多的是北方少数民族学习中原文明，实际上我们汉族也从少数民族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我们现在穿的裤子，不是汉民族的创造，而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创造，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学来的。还有今天女孩子们穿的小短袖掐腰抛肩，是大唐宫廷向波斯人学习的结果。甚至我们今天在圆桌上吃饭，很大程度上也是跟少数民族学的。东汉以前，我们吃饭时“齐眉举案”，是一人一案分开吃的，而游牧民族一个部落猎到了一头羊，他们会围起来吃。 

  民族间因冲撞而至的交融，为广义上的华夏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朱元璋创建大明帝国时，在诏书中说“朕承元统”，也就是说，他承认忽必烈所建的元帝国是我们整个华夏民族共同的国家。自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这一概念以来，我们看到和讨论的多是冲突，却不去看冲突里面包含的融合。

  读书周刊：为什么“民族竞争和融合”这一立意吸引了您？近年来确有一些突破汉本位历史叙事的作品出版，但作者大都是少数民族，视角有其特殊性。

  陈福民：我是汉族人，我母亲虽然有内蒙古背景，但我后来了解到，她的母亲和祖母也都是汉人。“右北平”长期是多民族混居的地方，民风与中原地区很不一样。可能是受其影响，我的性格比较兼容。凡持有过于强烈的本民族立场的，都难以达到建立民族平等的文化场域的目的。我认识到的事实是，华夏文明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单一血统、单一文化的发展，从来都是在各民族竞争、融合中形成的。华夏文明是一种包容度很高的文明，是一个大熔炉。北纬四十度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一个文化事实，我希望我的写作可以达成在北纬四十度上“看见中国、看见世界”这样一个目的。仅仅“看见中国”是不够的，因为北纬四十度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当然，对我来说更紧要的是先尽量把中国的事搞明白，能做到这一点就非常不容易了。

  读书周刊：在您所写的历史人物中，您给予了赵武灵王和北魏孝文帝相当高的评价，是因为他们对异族文明采取了主动的姿态？

  陈福民：你说“主动”这两个字非常准确，其他人大概是比较多地被动接受对方，只有这两个人是主动地向对方学习。可惜的是，北魏孝文帝心太急、步子跨得太大了，最后以失败告终。还有“昭君出塞”和辽宋“澶渊之盟”，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民族和解的典型案例，是文明交往的另一种形态。以前对这两件事有不少负面评价，但我认为这两件事为双方的百姓赢来了一段比较长的安稳日子，是积极有效的举措。

  文学的品性和知识的容貌

  解铃还须系铃人，部分历史真相是被文学所覆盖的，那普及历史真相的工作就应该由文学来承担。

  读书周刊：听说不同于您的其他创作，这本书花了您很多时间与精力。

  陈福民：我在这本书里所处理的题材，历史范围跨度很大，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直至17世纪尾声的康熙皇帝，每一个具体的话题都牵涉到繁巨的历史容量。为此，我尽自己可能把“二十四史”中与本书论题和人物故事相关的材料又摸了一遍，还包括各种断代史、专业史、历史理论及古人的笔记。每写到一个具体的朝代，我不仅要看与之相关的“二十四史”著作，还特别要看当下最优秀的历史学者与之相关的专著。比如写安禄山这一章时，我就比较多地参考了北京大学历史学院荣新江教授的著作。 

  这本书不仅历史容量大，而且涉及多个领域，比如民族学、边疆历史学，甚至还关系到宗教学，我还阅读了《中国疆域沿革史》。地理上的变迁尤其要当心，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我翻了无数遍，进行仔细的比对。比如，关于安禄山起兵叛唐、集结誓师的地点，历史上是这么记载的，“禄山出蓟城南，大阅誓众”。那“蓟城”究竟在哪里？传统说法一般指幽州（今北京西南郊），但在河北省蓟县（现已划归天津市管辖）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安禄山在蓟县独乐寺誓师。经过实地考察并参照地方志，我采信了后者。这个问题虽然无关宏旨，但整个写作中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非常多，极为耗神。

  读书周刊：书中提到的地方，您都去过实地？

  陈福民：那些主要的历史现场，我都去了实地，有些地方去了不止一次。这些旅程完全谈不上“浪漫有趣”，很多时候是枯燥和艰难的。比如，北魏文明冯太后死后没有进拓跋氏祖陵盛乐金陵，而是葬在平城（大同）东北30多公里的方山永固陵，孝文帝南伐迁都前，专门去永固陵拜谒辞行。我是在深冬季节去考察永固陵的，雪后未经硬化的山间道路非常泥泞，车开在盘山路上，随时有滑落路基的风险。由于没有“旅游价值”， 即便是当地人，也都不知道永固陵在哪儿。我是靠着导航一点点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