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每看一个片段都能感受到整本书的情绪，
那种激情、无所顾忌、放纵的感觉”
    澎湃新闻：作家有时会介绍自己的翻译策略，是尽量贴合中国的语境还是尽量贴合在英文中的样貌。对于您而言，您当时翻译的时候是怎么想着去呈现这个作品？

    陶跃庆：在1988年翻译的时候，我和何晓丽商量过，我们的原则是尽量忠实原著，他怎么写我就怎么翻，包括句式。因为英文的句式和我们的不一样，有时候会有倒装、或者强调的重点不一样、或者有语法上的一些问题，跟我们的阅读习惯不太一样。我们尽量会照原著的状态来写。

    事实上《在路上》这本书的文学性不是很强，没有那么多文学上的问题，几乎都是平铺直叙地叙述，很少有描述性的东西。国外的作品确实有许多地方对翻译是个考验，比如幽默，如果作品中有幽默的东西对我们的翻译来说就会造成很大困扰，因为幽默与文化、人群、语言、环境等等有很大关系，作为翻译者，有时很难把握幽默的点在哪里、梗在哪里。好在《在路上》并没有太多翻译的难点，你只要把他的情绪、他的状态写出来就行，因为凯鲁亚克是一口气写出来的，所以他给你一种生活一直在推进、一直往前走的感觉。你只要按照他的思路和语言，照实翻译出来就行。当然，我们之所以能够非常传神地翻译这部作品，跟我们年轻热情的心态有关，我们跟作者和作品有一种共振的感觉，能够感受到作者与人物的神态与语言，仿佛那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觉得这本书不用从头看到尾，没有必要一页一页看，你随便翻开一页看一页是没有问题的，你每看一个片段都能感受到整本书的情绪，那种激情、无所顾忌、放纵的感觉，这本书永远在给你加油、在给人们的生活增加不一样的色彩。你可能生活很平淡，你晚上躺在床上可能会觉得很压抑、很疲劳，这个时候你可以随便翻开这本书，突然就会发现这本书让你放下了所有负担、没有任何的哀痛和伤感，书里的每个人都那么阳光、那么激情，你在生活中遭遇的所有困难、所有问题，在这本书面前全部都不再存在，他只要你跟着他一起在路上往前走。

    澎湃新闻：这也是《在路上》最让人精神振奋的地方：虽然凯鲁亚克们在流浪中比较拮据，但是这本书里面没有一句埋怨。您怎样去看待这本书里反映的生活状态和中国的生活状态？

    陶跃庆：他们是在离经叛道但却不是有意识地在离经叛道，反而那就是我选择的一条道路，这是我个人的选择。我不是在跟谁比较也不是在跟谁较量，这就是我选择的生活。1980年代也是这样的，这就是我选择的生活，我既然选择了就努力往前走，遇到一些难题那就克服呗。我们习惯了用二分法或用二元论的方法去读作品，自然不自然就会觉得它跟你不一样，它就是有问题。实际上社会本来就应该有各种各样的选择，每一个选择都应该得到尊重，那有什么问题呢？恰恰我觉得我们现在越来越集中在某几条路上的时候，其他的路都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我觉得对现在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我没有必要一定要去上大学、或者说所有的才干都集中在金融业、或者都要去挣钱。当整个社会逼着你或者说你没有能力、没有勇气去选择的时候，我觉得不是社会有问题就是个人有问题。但是正常的社会是允许每一个人做出不一样的、独立的选择。

    澎湃新闻：如您所说，《在路上》阅读的时候就像是日记一样，随便翻开一章都是完整的历险和一气呵成的故事。那我们怎么去认定它，这是一个文学作品还是自传性质的作品？

    陶跃庆：我其实不觉得这是个问题，怎么认定某种文学是有一个固定的框架、或者某一个小说有固定的模本。我觉得一个文学作品之所以有它的成功之处，显然基本的文学构架是完整的，比如说有人物、有塑造、有情节、有结构。最重要的是它能够唤起你的共情，在情感上、在理性上能够让你有更多共鸣感。第三是你能够透过它理性地看到一些东西。我觉得文学作品只要有类似这样的内容就可以。至于是不是意识流、是不是没有情节、或者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是非常写实的。这种写实性到什么程度呢，后来有人专门把凯鲁亚克的生活和小说作了对照，在对照的过程中就发现《在路上》所有的原型、所有的情节都跟他当时的生活是直接相关的，所以这本书的自传性质非常强，几乎可以当作自传看。但是由于后来的修改，这本书已经跳出了原有的人物原型，变成了一种我们所认定的文化的代表。所以这本书的价值就跳出了自传本身的状态。包括说玛格丽特写《情人》的时候也是自传。为什么那本书会成为经典？它所有的细节越真实、越详尽，反而我们阅读起来越像文学。我觉得不在于说真实性或原型性的接近有多少，包括虚构的成分有多少，这个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从中有共鸣、或者能够透视它获得更多的内容，这是我们判定一个文学作品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