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认为魔幻的文学
    是一个民族的现实

    曹元勇表示，人们对于自己不太了解的、距离遥远的东西，都会心怀好奇和憧憬。帕维奇作品之奇，恰恰在于他的创作深深植根于他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土壤；对于我们来说，他的文学充满了魔幻，而对于他来说，那可能就是现实。一个民族的民间文学，不仅会提供独特的文学创作资源，还会提供思考世界的方式。乔伊斯、福克纳、博尔赫斯、卡尔维诺、马尔克斯等等我们这些熟悉的大作家，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被人们奉为经典，就是因为他们改变了读者的思维方式和看待世界的方式。

    曹元勇说，南斯拉夫是世界上少有的“存在过两次的一个国家”，或者说是少有的曾经以两次化身存在过的国家：一次化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南斯拉夫王国，另一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无论这个国家解体前还是解体后，出生在这里的作家、艺术家往往都有一颗让人惊叹的头脑。在他们想象力发达的作品中，如梦如幻的构思仿佛都是随手拈来，毫不费力。比如，在塞尔维亚导演库斯图里卡的电影《生命是个奇迹》中，一头驴子会因为失恋而流着眼泪站到铁路上，等着让火车撞死；一张木床会像《天方夜谭》里的飞毯一样托着一对情侣，在美丽的山河上空飞翔。

    经历了南斯拉夫两次化身和解体的帕维奇以另类著称。他宣称自己是“出生在200年前的作家”，是“最后一个拜占庭人”。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前后的十多年里，他一鼓作气创作了5部洋溢着浓烈现代巴洛克情调的长篇小说和多部小说集。若不是上个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一夜间分崩离析，他极有可能继安德里奇之后，成为第二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南斯拉夫作家。

    在帕维奇的每一部作品中，他那些用做梦的逻辑制造出来的匪夷所思的小说架构和叙述，既娴熟使用着被称作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花招和元素，又深深根植于巴尔干诸民族繁复而神秘的历史土壤和民间传奇。《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发生的时间，处于公元1797年威尼斯共和国陷落，到公元1813年拿破仑帝国解体之前。它是一本呓语之书，历史、家族、爱情纷至沓来；它是一本文学之书，梦一般缥缈而又诡谲魔幻；两个家族的恩怨情仇、爱恨纠葛，随着一张张塔罗牌打了出来。

    帕维奇最希望把你
    变成一个有趣的读者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打开这部奇书？曹元勇建议，对帕维奇不太了解的普通读者，可以按照出版装订好的书的顺序，从头到尾地读。当然，任何一位读者都可以选择个人化的阅读方式，比如从某个章节开始阅读，如对“恋人”“死神”“魔鬼”等等某张塔罗牌对应的章节感兴趣，就可以从哪里开始阅读。对有些读者，既了解什么是塔罗牌，又具有相当的知识积累，则可以像玩塔罗牌一样，抽出几张牌，摆好阵势，然后按照塔罗牌对应的章节去阅读。对于专业的文学读者来说，则可先粗粗浏览一遍，然后用批评家的眼光来阅读。不同的读者，都会有第一次接触并进入这本书的方式。

    关于阅读方式，帕维奇曾说：“我试图通过提升读者在一部小说的创造过程的角色和责任，来改变阅读的方式（我们不要忘了，世界上有才华的读者比有才华的批评家多得多）。小说中有关情节选择和情境发展的决定权，我都留给了读者，让他们去决定：阅读从何处开始，又在何处结束。”

    “小说必须有一个结尾吗？一部小说、一部文学作品的结尾到底是什么？非得只有一个结尾吗？一部小说或一部戏剧可以有多少个结尾呢？有些艺术是可逆向复原的，是可以让受众从不同的侧面接近的作品；或者甚至是可以绕着它，通过变换观察视角，对其好好观赏的作品，而观赏者的观看方向取决于他个人的偏好，诸如建筑、雕塑、或绘画便是这样。另有一些艺术，属于不可逆向复原的艺术，诸如音乐和文学，就像单向的道路，路上一切的运行都是从开始到终点、从诞生到死亡。我一直希望把文学——一门不可逆向复原的艺术——做成可逆向复原的艺术。正是因此，我的小说一般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结尾。”

    《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包含着若干牌义，就像那些塔罗牌。换言之，这部小说对于用塔罗牌算命来说是一种指南，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来“使用”。可以把塔罗牌的寓意添加到这部小说中拥有与每张牌相同名称和编号的章节里。也可以把这部小说每一章的含义加入到算命时用的相应纸牌的寓意中。使用这部小说的时候，也可以把纸牌完全撇到一边。同样，根据书中给出的塔罗牌的使用指南，你可以先把纸牌打出，然后按照纸牌落在桌上的顺序去读这本书的章节。总而言之，每一种阅读方式的选择，都可以让《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变得更丰富、更无穷，而这也是帕维奇最希望看到的——把你变成一个有趣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