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读《玫瑰的名字》没几章，你就不能不联想到博尔赫斯的那个《死亡与罗盘》，并把威廉修士与那位隆罗侦探相比较。威廉跟隆罗都是博学多识的人，擅长逻辑推理，都有迷恋知识与书籍的倾向。正因如此，隆罗侦探才会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对手为他设计好的圈套中。对手利用一个偶然事件和他的知识好奇心和逻辑推理习惯，将他一步步引到了那个废弃的城郊庄园里，那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对称，而恰恰是对于对称的着迷，让沉迷于逻辑性必然推理的隆罗侦探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在《玫瑰的名字》里负责侦破发生在山中修道院里的系列血案的威廉修士，差不多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在尚未理清头绪之前，你甚至会觉得威廉修士很可能将面临跟隆罗侦探同样的命运。然而，事实上威廉修士的精明与敏锐是隆罗侦探所不能比的。虽然他在非逻辑性因素造就的困境中举步维艰，但并没有被迷局完全击垮，仍保持着对偶然性的足够敏感。

    偶然性因素虽说多次让威廉修士陷入困境，但最终让他受到突破性启发的还是个偶然的事件——他在错误的逻辑推理引导下领着徒弟阿德索跑到马厩里，等着与系列凶杀案有关的《启示录》暗示的“第七声号”，也就是最后一起死亡事件发生的时候，阿德索随口说到了可以暗指字母位置的文字游戏，让他恍然大悟，并终于打开了图书馆里的那个关键暗门，见到了一直躲在幕后的盲修士豪尔赫，揭开了全部的谜底。从这个意义上说，威廉修士要远比隆罗侦探智慧得多，而且更为理性、积极，所以他才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还能以惊人的洞察力早就推断出那本古籍是有毒的，进而轻易化解了豪尔赫用那本书进行的最后一击，当然这也直接促成了绝望的豪尔赫疯狂地吞食了那本有毒的古籍，并意外地在图书馆引了发毁灭性的大火，为小说营造了一个充满虚无感的“获而一无所获”的结局。

    但是埃科并非虚无主义者。他在构建故事的过程中始终准确地把握着人物性格与命运的关系，不断巧妙地释放偶然性的能量。从整体结构上讲，威廉修士的逻辑性推理探案过程与事件本身非逻辑性的状态，构成了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在相互矛盾中不引人注意地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了故事的发展。埃科作为一个对中世纪历史深有研究的学者，在大量使用相关资料素材的过程中是游刃有余的。而作为对于现代以来的小说艺术有着相当深刻认识的当代作家，他也非常清楚，要想让这些素材变成活的因子化入小说中去，消除因信息过多而造成的单调沉闷的可能，并使小说获得无尽的能量，只有构建出其它的辅助性明暗线索，才能编织出这件厚实的、富有层次感并且质地细腻的精美织物。

    所有的线索，都意味着不同层面的关系。明的有：威廉修士、阿德索与修道院之间的关系，圣方济各会与教皇代表的关系，阿德索与威廉修士之间的关系；暗的有：豪尔赫与整个修道院的关系，几位死掉的修士之间的关系；小兄弟会与教廷的关系；还有那个图书馆以及那本神秘的古本书籍与整个修道院、与企图进入其中的那些人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些或明或暗的关系，构成了小说的叙事之网。

    为了让这个网拥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虚构性，埃科在前言中就开始制造不可靠的叙述起点：他刻意地提到阿德索修士手稿，还要虚构一位瓦莱神父把它译成法语，“参照的是修士让-马比荣的版本（巴黎苏尔斯修道院出版社，一八四二年）”，这还不够，他还要借译者的注释称“这手稿是十七世纪一位知识渊博的大学者在梅尔克修道院发现的”，这就意味着手稿早已过了几手。接着埃科又让一位虚拟的朋友莫名其妙地把那本瓦莱译稿悄悄拿走，这样就剩下的只有他自己的译稿了。显然，一切都无从考证。在写于一九八零年一月五日的小说“前言”里，埃科就是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引发读者对所谓手稿的真实性的怀疑。面对这样的自说自话，大概只有傻瓜才会说，真是传奇般的手稿啊，或者说，简直是胡编乱造的借口。这些听起来就不靠谱的说词不过是说说而已，你信不信都无所谓的。整本小说都是虚构的产物。埃科要在小说尚未开始之时就打消读者可能会产生的那种与历史或现实相联系的任何想象与企图，然后再带着你去玩一场叙事的冒险。小说的现实，只在小说本身的时空里才成立，任何跳出小说以外进行指涉关联的企图都是要误入歧途的，作为小说，如果它不是自足的存在，那它就什么都不是。对于埃科来说，重要的不是历史，也不是现实，而是小说的存在艺术。“我发现，归根结底，一部小说与字词毫无关系，写小说，是宇宙学的事，就像《创世记》里讲的故事一样（伍迪-艾伦讲的好，应该给自己选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