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的这本《悲伤与理智》和之前的《水印》、《小于一》，是我一直想写又没有力量写出的那种文论，桑塔格说所谓好的文论须得有艺术的感受力、批评家的力度、文论家的文体意识，布罗茨基在这本书里基本做到了，诗歌给了他热情和形而上的支撑，散文给了他表达的自由。好的文论，在布罗茨基看来就如罗盘，他在这本书里自制了一个罗盘，一片特定的海域和映照在海面上的或暗淡或明亮的星座。文论家的境况，布罗茨基以其才力与笔力分作三类，一类是无知无识的雇佣文人式，一类是对某种特定的写作方式有偏好的牟利者，第三种，也是布罗茨基最为看重的，是天才作家型，如同博尔赫斯这般，这样，他的评论文字就成了兼具诗与散文之长的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读者会止于阅读这些文字而不须再去阅读那些书籍了。《悲伤与理智》正是这样的天才作家方能写出的文字。

    凡天才必有特异之处，布罗茨基的卓立不群在于他不合时宜的骄傲，没有一个作家诗人有过他这般王者的骄傲。1987年在斯德哥尔摩的获奖演说，把这种骄傲张扬到了权致：“文学有权干涉国家事务，直到国家停止干涉文学事业。”他认为对一位作家来说，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国家权力的迫害，而是来自催眠。而文学的意义，正在于让人“识别出自我”。艺术愈是出色，与生活的距离就越大，作家诗人也愈益成为一个先知和传道者，时代都要求诗人要向大众学习语言，布罗茨基说，不，“大众应该用文学的语言说话”。

    由此布罗茨基申明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的伦理学观点：美学即伦理学之母。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好与坏的概念首先是一个美学概念，先于善与恶的范畴。“一个个体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也就愈自由，尽管他有可能愈是不幸。”世界可能是不堪拯救的了，但个体可以，而拯救个体的正是美，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美拯救世界。这可以视作布罗茨基面对世界的立场，一个诗人的立场。

    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讲坛上时，布罗茨基提到了浩如烟海的诗歌海洋里的五个诗人：曼塔尔斯塔姆、茨维塔耶娃、罗伯特·弗罗斯特、阿赫玛托娃、奥登。这些身影使他不安，也给了他最好的支持，“在最好的时辰里，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他们的总和，但又总是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前一本文集《小于一》之名或许就因此而来）。《小于一》里专文论述的诗人依次是阿赫玛托娃、蒙塔莱、曼塔尔斯塔坶、沃尔科特、奥登等七人，《悲伤与理智》中他着力追忆并追述的诗人为弗罗斯特、哈代、里尔克、贺拉斯、斯彭德五人，再加上他在演说《怎样阅读一本书》中推荐的数十位，这只自制的罗盘，庶几就是布罗茨基心目中的一部世界诗歌史。《悲伤与理智》中，他对弗罗斯特、哈代、里尔克三位诗人展开的文本细读，是教给大众阅读诗歌的奥妙，也是他诗学观点的集中展示：理想的诗歌写作应该是“理性与直觉之融合”，理想的诗是“诗之音乐”，而理想的诗人，则是“理性的非理性主义者”。

    只有把诗歌作为了宗教，才会有这样于常人世界看来非理性的喋喋不休。而非理性，永远是太过健全的社会的一面镜子。关于诗歌的阅读状况，他说，美国两亿五千万人口中，百分之一的人在阅读诗歌，一般诗集的印数在两千至一万册之间。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诗歌读者”，自居诗歌教父的他，从来都没有放弃布道的职责，他要教大众，用文学的语言思维并说话。他说，一部美国诗歌选集应被放进每一家旅馆每一个房间的床头柜里，与《圣经》放在一起。他甚至提议建立一个由国家支持、私人企业组建的当代经典诗歌销售网络，把目标阅读人群定在十五岁以上的未来公民。他要诗歌无处不在，就像环绕我们的大自然，起码要像加油站一样无处不在。而这样做的成本并不高，他这般计算——设若一个普通诗歌读者的书架上摆有三十到五十本不同诗人的诗集，只需一层书架，一只壁炉，甚至只需一个窗台，而十来本平装诗集的价格只相当于一台电视机的四分之一。

    经由长时间的流亡，定居美国后，他对美国诗歌的无私褒扬实则是对另一种文明的热爱，这种文明是他打小时由各式各样的外来物品渲染给他的：（美国）诗歌是关于人的自治之顽强不屈、持续不断的布道，是一个抗拒连锁反应的原子所唱的歌，它的调性是韧性和坚毅，是毫不畏惧地直面最糟糕的事情，它很少给予安慰，它充满了清晰明了的细节，它没有对黄金年代的眷恋，它赞赏大胆和逃脱。

    《悲伤与理智》二十一篇散文，细分有回忆录、旅行笔记、演说讲稿、公开信和悼文等文类，其叙事之繁复，有如帕慕克描述过的细密画中的东方地毯图案，而其细腻、规整、韵律感，又非诗学大家不可为。尤其是其中有关诗与散文的言说，正是通向布罗茨基的诗歌观和美学观，乃至他的伦理观和世界观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