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色彩。对它的把握，也会影响到文采。《包法利夫人》有个译本，译到爱玛死去时，用了“魂归离恨天”。这让人感到有些突兀，无端想起了《红楼梦》和林黛玉。一位有名的翻译家翻译艾丽丝·门罗的小说，用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红颜多薄命”等译句，很值得商榷。这么译，容易让读者“出戏”，有一种荒诞的直觉：“加拿大女作家也会用中国古诗词的句子？”

    在翻译小说时，要慎用“通过”、“根据”之类的“大词”，也不宜用“任性”、“小鲜肉”之类未经时间淘洗的“新词”。半文不白的新翻译腔，我也不敢恭维。

    罗丹说，雕塑，就是去除没用的泥巴。套用一下这个说法，翻译，就是去除没用的文字。好译文，是改出来的；流畅自然的译文，是惨淡经营的结果。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需要有激情，他的头脑往往会偏热。当天译出的文字，最好能在冷却过后（过一两天，甚至过十天半个月）再看、再改——这时，他往往会去除一些“没用的泥巴”。

    【谈平衡】

    文学翻译是一种平衡：在作者与读者间求平衡，在“存形”与“求神”间求平衡，在快与慢之间求平衡，在自信与存疑之间求平衡，在平常心与追求完美之间求平衡。

    译者是“一仆二主”，既要“伺候”作者，又要“伺候”读者。揣摩不到作者的心思，或者让读者不堪卒读，都是没有“伺候”好主人。外语多从句，多插入语，翻译时就要下工夫推敲，在体贴作者感觉的同时，照顾读者的阅读快感。

    译者要在形似和神似之间求得平衡。若能形神兼备，自然再好不过。机缘凑巧的话，也能碰上这种幸运的时刻。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问题要复杂得多。杨绛先生仿照“甜度”的说法，提出了“翻译度”的概念。把控“翻译度”，是译者的基本功。有的时候，顺着原句的语序，译文就很顺当，那当然再好不过，但更多的时候，要把句子打散以后，重新组合。之所以说翻译是“二度创作”，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译者当然愿意译得快一些，可是他一定不能贪快，不能以牺牲质量作为求快的代价。翻译是不大会有“天才”的，我相信“慢工出细活”。而在这个浮躁的年头，要能“慢翻译”，首先就要有对文字的敬畏感和对读者的敬畏感。当一个译者对读者的宽容充满感激，而且对未来的读者充满期待的时候，他就有了这种敬畏感。

    译者必须有自信，哪怕面对一位令他景仰、崇拜的作者，他也要以一种“平等对话”的姿态，去跟作者“交流”。否则，他就没有底气，感觉云云就无从谈起。但是与此同时，他还要不断存疑，要瞻前顾后、左思右想、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国外译者翻译王安忆的小说，把“圆房”译成“圆的房子”，问题就出在他没有置疑，没有对这个看上去略有些“格涩”的词存一下疑。

    译者还要在平常心和追求完美之间求平衡。可以说，翻译（如电影一样）也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译者只有保持一颗平常心，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哪怕回过头去看那些脚印时，心中会有些遗憾。

    【谈读书】

    译者读书，首先是为了让心灵中有一方净土，其次是为了汲取语言文字上的养料。下面侧重谈“其次”的内容。

    译者天然应该是读者——他应该是他所要译的书最认真的读者。他要把这本书，先从薄读到厚（逐字逐句细读，查好每个生词的释义，吃透代词、介词之类“小字眼”的意思，弄清每个细节的来龙去脉，等等等等），再从厚读到薄（胸中了然，只待表达）。

    为翻译，要读无用之书、非书之书。小说中，涉及的内容五花八门，翻译时只恨平时涉猎不广，有时怎么不知问题来自何方，该去查什么书、问什么人。比如说，大仲马在《三剑客》中写到马站着睡觉，写到阿拉密斯喜欢把耳垂搓成粉红色（有点像今天说的“扮酷”）。又比如说，福尔摩斯探案中，提到桌上放着gasogene，查词典（释义为“汽水制造机”或“可燃气体发生器”）不得要领，后来终于在Google的Forum（网友相互交流的“论坛”）上得到启发，恍然大悟这十有八九是苏打水瓶的意思。Google就是非书之书。

    多读经典，才能知道文字原来是可以达到那样的高度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是半路出家，底子薄，所以更不敢懈怠。红楼梦，水浒传，史记，世说新语，唐诗宋词，名人小品，都是我觉得常看常新、开卷有益的书。例如，韩愈写初春小草的诗句“草色遥看近却无”，张先写月色溶溶、一片空明景象的词句“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柳宗元写潭中小鱼的“皆若空游无所依”，再如归有光散文中的“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目眶冉冉动”（不是“慢慢”，也不是“徐徐”，其生动鲜活令人难忘），等等等等。现当代的作品中，沈从文（尤其是他的散文），汪曾祺，孙犁，杨绛，当然还有王鼎钧，都是我心目中的经典。能把白话文（语体文）写得这么好，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古今作家留给我们的那些让人怦然心动的文字，也许我们读过了、赞叹过了，也还是会忘却。然而（借用汪曾祺先生引用过的句子）：“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