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看, 译者实际上应如奴隶一般工作。译者应该体认到自己的双重责任:对原文的作者与译文的读者负责任。译者的工作对象是文本。这些文本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形式。文本可能切划成长短不一的段落,除了语言本身存在的韵律规则外,别无其他韵律规则将这些段落组合在一起。有的文本以或多或少严格精确的规则组合在一起。这些规则规范了段落的长短与音节的重音或轻音,句读和韵律要素, 列入尾韵和头韵。译者的职责在于尽可能忠实地传递原文的信息, 甚至原文形式及结构所夹带的信息部分。
两种语言之间, 有时会有极大的差异, 甚至任何将诗歌形式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尝试, 都注定会失败。翻译古代中国诗歌, 无论是讲平仄的近体诗或不讲平仄的古诗, 译者面临的巨大障碍都表现在几个特色中。像《孔雀东南飞》之类的诗歌中一长串的韵文, 无法在西方语言中找到对应。平仄的对比当然不能译成缺乏声调的语言。五言诗和七言诗中,停顿的固定位置,也无法保存于译文中。当然, 绝句和律诗中对偶句子的安排,译文中很难反映出来。
每一种语言有其内在的节奏。请看以下的汉语、瑞典语和英语的例子(ta 代表一个读轻的音节,tám 代表一个读重的音节):
孩子睡在床上。 tám ta tám ta tám ta Barnet sover psngen. tám ta tám ta ta tám ta
The child is asleep on the bed. ta tám ta ta tám
ta ta tám
我们注意到瑞典语和汉语的句子有相似的节奏, 所谓下降的节奏。英语的句子相反地有上升的节奏。
两种语言不同的内在节奏当然会对译者造成困难。托马斯爱用古希腊所谓萨福的诗律(Sapphic metre)。这种诗律包括四行。头三行有相同的组织:tám ta tám ta tám ta ta tám ta tám tám(两个扬抑格, 一个扬抑抑格, 一个扬抑格和一个扬扬格)。第四行包括一个扬抑抑格和一个扬扬格。瑞典文中两个音节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多半有扬抑格的形式,三个音节的名词、动词与形容词多半有扬抑抑格的形式。因此萨福诗律非常适合于瑞典语。托马斯的萨福的诗律完全合格。佛尔顿的英译文也忠实于托马斯的原文。以下是佛尔顿所译的托马斯短诗“暴雨”(取自《诗十七首》): 〈Storm〉 Here the walker suddenly meets the giant oak tree, like a petrified elk whose crown is furlongs wide before the September ocean's murky green fortress. Northern storm. The season when rowanberry clusters swell. Awake in the darkness, listen: constellations stamping inside their stalls, high over the treetops.
翻译《特兰斯特罗默诗选》的董继平先生的译文如下: 〈暴雨〉 散步者在这里突然遇见巨大的 橡树,像一头石化的麋鹿,它的冠 宽大。在九月的海洋那阴沉的 绿色堡垒前面。
北方的暴雨。花楸果串膨胀的 季节。醒在黑暗中,倾听吧: 星座在厩棚里跺脚走动,在 高高的树端上面。
六七十年代左倾的诗人和评论家批评不合时代潮流的托马斯,认为他忽略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责备他为保守派与资产阶级。其实,托马斯自己是一个左倾的自由主义者,对国内和国际的政治活动很感兴趣。可是他不愿意让他的诗作为政治宣传的武器。
在一首诗里, 托马斯把自己视为一个巨大的记忆的见证人: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的晚上〉 来的是我,一个看不见的人,也许叫一个巨大 的记忆雇佣 来正在这时活着。我驶过 那关闭的白色的教堂──里头站着一个木头的 圣徒 微笑着,身不由己的,像给偷走了眼睛一样。
他孤独。别的一切是现在,现在,现在。把我们 白天压向工作,夜里压向床上的引力。战争。
(1972年2月美国空军重新开始轰炸越南的河内和海防两个城市。马悦然译)
1960年代托马斯在一个年轻罪犯的管教所当心理学家。他的心理学背景很少出现在他的诗歌中。以下的诗也许是一个例外: 〈冬天的程序三〉 陈列在黑暗的 管教所的亭阁 像电视屏幕闪耀。
一把隐藏的音叉 在严格的寒冷中 发出它的音符。
我站在星空下 感觉到世界在我的外套里 爬进爬出 像在一个蚁冢里。 (经马悦然稍微修改过的董继平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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