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译者序

获得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著名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下简称托马斯）总共发表了十二部诗集：《诗十七首》（1954）、《路上的秘密》（1958）、《未完成的天》（1962）、《钟声与踪迹》（1966）、《黑暗中的视觉》（1970）、《小径》（1973）、《波罗的海》（1974）、《真理的障碍》（1978）、《狂暴的广场》（1983）、《为生者与死者》（1989）、《悲伤的凤尾船》（1996）与《巨大的谜语》（2004）。这个集子将他最后的两部诗集介绍给中文读者。我相信托马斯二十三岁时将他头一本诗集题名为《诗十七首》的时候，一定想到了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1914—1953）二十岁发表的诗集《诗十八首》（18 Poems）。影响托马斯的诗人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诗人是艾略特（T.S.Eliot，1888—1965）、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1890—1960）和瑞典诗人艾克罗夫（Gunnar Ekel?f，1907—1968）。《诗十七首》发表之后，轰动了整个瑞典的文学界。托马斯的诗之特色是独特的隐喻、凝练的描述与言简而意繁的组成。托马斯原来是一个优秀的钢琴家。他的自由诗的音乐性很强。除了自由诗和散文诗，托马斯常常从古代罗马和希腊借来比较短的格律形式，也采用日文的俳句。他使用这些诗律的时候，完全模拟原来的节奏形式。托马斯自己认为他的诗创作，从形式上看，也与绘画接近。他从小喜欢画画。1990年8月4日，中国诗人李笠访问托马斯的时候，托马斯说：“写诗时，我感受自己是一件幸运或受难的乐器，不是我在找诗，而是诗在找我。逼我展示它。完成一首诗需要很长时间。诗不是表达瞬间情绪就完了。更真实的世界是在瞬间消失后的那种持续性和整体性……”（北岛《时间的玫瑰》，193页）。托马斯诗作里独特的隐喻很多。头一本诗集、头一首诗的头一行，有诗人最有名的隐喻之一：“醒来就是从梦中往外跳伞”。另一个例子出现在《路上的秘密》中头一首诗的第五阕的最后一行：带金黄发雨的夏天或者一只吠叫的狗上面一片孤独的雷云。种子在土中猛踢。（马悦然译文）托马斯的诗已经译成六十种语言。李笠把托马斯诗集译成中文（《特朗斯特罗姆全集》，2012年，四川文艺出版社）。董继平将托马斯的诗歌都译成中文（《特兰斯特罗默诗选》，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2003年，河北教育出版社）。董继平的译本，当然未及收纳托马斯最近的作品，2004年发表的《巨大的谜语》。将托马斯的诗译成英文的起码有十个翻译家，其中最优秀的翻译家，据我看是苏格兰诗人兼翻译家若彬·佛尔顿（Robin Fulton）。他把托马斯所写的诗和散文都译成节奏跟原文一样的英文。佛尔顿精通与瑞典文很接近的挪威文。另一位把托马斯的诗译成英文的人是美国诗人兼翻译家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他的翻译方法跟佛尔顿的完全不同。从事翻译工作的诗人有时随意改他们所翻译的诗的原文。布莱先生就是他们里头的一个。托马斯1958年发表的诗集《路上的秘密》中有题名为“巴拉基列夫的梦”的一首诗。其中的一阕佛尔顿译得很正确：There was a field where the plow lay / and the“plow was af allen bird”。董继平把这阕译成“有一片田野放着一台犁/而这台犁是一只坠落的鸟儿。”我读这阕诗的时候就看那台犁的一端躺在土地上，另一端以四十五度的角度倾斜往上，正像一只断了翅膀的鸟。布莱把这个非常戏剧性的意象译成“and the plow was a bird just leaving the ground”，逼着读者接受那犁垂直地立在田里。布莱1970年初把他的译文寄给托马斯看。托马斯回答说：“你那‘a bird just leavin the ground’比我的‘a crushed bird’好得多。”托马斯的回答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认为诗人已发表的诗不属于他自己，属于他的读者，属于全世界爱好诗歌的人。因此，诗人不应该让译者随意改诗的原文。在史坦纳（Georg Steiner）的巨著《巴别塔之后：语言与翻译层面》（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1975年）中作者指出，翻译在其他特性之外，也是自我否定的成品，翻译家必须服务原文而绝不该将自我强加于原文之上。但他也指出，所有的翻译就像所有的阅读行为，甚至聆听行为一样，也是编辑与诠释的成品。如果诗人（The poet）是造物者（Creator）（实际上就字面来看这也是Poet这个词的基本意义），那么最理想的译者应该是技术极为纯熟的工匠。我们知道古代东方及西方的文明中，工匠是奴隶。自我否定是奴隶的基本美德之一。但因为翻译的任务也涉及到编辑及诠释，译者也必须化身为演员。译者必须模仿原文作者，而其译作必须近似原文。虽然有时译文的文学质量因各种原因似乎会优于原文，但译者绝对不可试图超越作者。

获得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著名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下简称托马斯）总共发表了十二部诗集：《诗十七首》（1954）、《路上的秘密》（1958）、《未完成的天》（1962）、《钟声与踪迹》（1966）、《黑暗中的视觉》（1970）、《小径》（1973）、《波罗的海》（1974）、《真理的障碍》（1978）、《狂暴的广场》（1983）、《为生者与死者》（1989）、《悲伤的凤尾船》（1996）与《巨大的谜语》（2004）。这个集子将他最后的两部诗集介绍给中文读者。
我相信托马斯二十三岁时将他头一本诗集题名为《诗十七首》的时候，一定想到了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1914—1953）二十岁发表的诗集《诗十八首》（18 Poems）。影响托马斯的诗人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诗人是艾略特（T.S.Eliot，1888—1965）、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1890—1960）和瑞典诗人艾克罗夫（Gunnar Ekel?f，1907—1968）。《诗十七首》发表之后，轰动了整个瑞典的文学界。
托马斯的诗之特色是独特的隐喻、凝练的描述与言简而意繁的组成。托马斯原来是一个优秀的钢琴家。他的自由诗的音乐性很强。除了自由诗和散文诗，托马斯常常从古代罗马和希腊借来比较短的格律形式，也采用日文的俳句。他使用这些诗律的时候，完全模拟原来的节奏形式。托马斯自己认为他的诗创作，从形式上看，也与绘画接近。他从小喜欢画画。1990年8月4日，中国诗人李笠访问托马斯的时候，托马斯说：“写诗时，我感受自己是一件幸运或受难的乐器，不是我在找诗，而是诗在找我。逼我展示它。完成一首诗需要很长时间。诗不是表达瞬间情绪就完了。更真实的世界是在瞬间消失后的那种持续性和整体性……”（北岛《时间的玫瑰》，193页）。
托马斯诗作里独特的隐喻很多。头一本诗集、头一首诗的头一行，有诗人最有名的隐喻之一：“醒来就是从梦中往外跳伞”。
另一个例子出现在《路上的秘密》中头一首诗的第五阕的最后一行：
带金黄发雨的夏天
或者一只吠叫的狗上面
一片孤独的雷云。
种子在土中猛踢。
（马悦然译文）
托马斯的诗已经译成六十种语言。李笠把托马斯诗集译成中文（《特朗斯特罗姆全集》，2012年，四川文艺出版社）。董继平将托马斯的诗歌都译成中文（《特兰斯特罗默诗选》，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2003年，河北教育出版社）。董继平的译本，当然未及收纳托马斯最近的作品，2004年发表的《巨大的谜语》。将托马斯的诗译成英文的起码有十个翻译家，其中最优秀的翻译家，据我看是苏格兰诗人兼翻译家若彬·佛尔顿（Robin Fulton）。他把托马斯所写的诗和散文都译成节奏跟原文一样的英文。佛尔顿精通与瑞典文很接近的挪威文。
另一位把托马斯的诗译成英文的人是美国诗人兼翻译家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他的翻译方法跟佛尔顿的完全不同。从事翻译工作的诗人有时随意改他们所翻译的诗的原文。布莱先生就是他们里头的一个。托马斯1958年发表的诗集《路上的秘密》中有题名为“巴拉基列夫的梦”的一首诗。其中的一阕佛尔顿译得很正确：There was a field where the plow lay / and the“plow was af allen bird”。董继平把这阕译成“有一片田野放着一台犁/而这台犁是一只坠落的鸟儿。”我读这阕诗的时候就看那台犁的一端躺在土地上，另一端以四十五度的角度倾斜往上，正像一只断了翅膀的鸟。布莱把这个非常戏剧性的意象译成“and the plow was a bird just leaving the ground”，逼着读者接受那犁垂直地立在田里。布莱1970年初把他的译文寄给托马斯看。托马斯回答说：“你那‘a bird just leavin the ground’比我的‘a crushed bird’好得多。”托马斯的回答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认为诗人已发表的诗不属于他自己，属于他的读者，属于全世界爱好诗歌的人。因此，诗人不应该让译者随意改诗的原文。
在史坦纳（Georg Steiner）的巨著《巴别塔之后：语言与翻译层面》（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1975年）中作者指出，翻译在其他特性之外，也是自我否定的成品，翻译家必须服务原文而绝不该将自我强加于原文之上。但他也指出，所有的翻译就像所有的阅读行为，甚至聆听行为一样，也是编辑与诠释的成品。如果诗人（The poet）是造物者（Creator）（实际上就字面来看这也是Poet这个词的基本意义），那么最理想的译者应该是技术极为纯熟的工匠。我们知道古代东方及西方的文明中，工匠是奴隶。自我否定是奴隶的基本美德之一。但因为翻译的任务也涉及到编辑及诠释，译者也必须化身为演员。译者必须模仿原文作者，而其译作必须近似原文。虽然有时译文的文学质量因各种原因似乎会优于原文，但译者绝对不可试图超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