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斯特罗姆大约也是自普希金、泰戈尔之后，中文译本最多的欧洲诗人。仅在文坛享有知名度的诗人译者，已不下十位。其中，最早从瑞典语直接翻译的译者是李笠，稍后有翻译家李之义的译作发表，近年又有马悦然的译本出现。马悦然和李笠还因为相互对译作的不同评价，在媒体和网络上还都打起了笔仗，用词的激烈程度，溢出了特朗斯特罗姆作品的话题本身。知名译者为一位当时还健在的诗人打笔仗，在国内实属罕见。

    北岛是最早将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从英译本转译为中文的诗人，其开始翻译的时间大约与李笠仿佛。与后来所有从英语转译特氏诗歌的译者不同的是，北岛的《北欧现代诗》译本虽是转译，但或多或少都请了北欧的汉学家以及内地有关学者来帮忙审阅。单纯从英译本转译、比较著名的译本是董继平的《特兰斯特罗默诗选》，董译的特点是对传递英译本的原貌较为严谨、忠实。

    译诗的成功一方面取决于译本对原文或转译母本在语言上的把握，另一方面取决于译者在原作所从属体裁上的写作才华。个人以为，在这一类型的译本里，伊沙、老G合译的《最好的托马斯》，以及黄灿然的译作，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中国“诗歌亲戚”最多的当代欧洲诗人

    有中文读者因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诗风中所具备的意象诗写法，以及部分的超现实主义因子，认为他是当代最杰出的意象诗人。个人觉得有些急躁和片面。如果把“二战”作为当代的起点，最杰出的意象诗人很可能是奥地利的保罗·策兰。意象也好、超现实也好，都只是特朗斯特罗姆风格中的一部分。我曾经看到有评价还用过“印象主义”“象征派”这类词谈到特氏的诗，把它们和之前的那些“总结”结合起来，可能对理解特朗斯特罗姆的整体诗歌更为客观和全面。

    特氏是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回答起这个问题来有些难度。诺奖评委会对他创作的核心评语里有 “他以凝炼、简洁的形象，以全新视角带我们接触现实”的说辞，其实，只要不是个特别啰嗦的诗人，都可以用这句话来称颂其风格。而且与特氏几乎同时期，在欧洲范围先后出现了阿伦茨、策兰、傅立特、索列斯库、特德·休斯、巴赫曼、汉特克……这些诗人都是欧洲诗坛由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时段的宗师级诗人，在诗歌美学的开创性贡献上都要比特朗斯特罗姆大。特氏与其说是一个面向未来诗歌美学的大师，不如说是一位整合现代主义诗歌美学、并做出自己独特诠释的巧匠。

    中国的诗人、翻译界能较多接触到特氏的作品，并选定它们进行译介，这里面有信息时代带来的便利，也与各国、各地区文学艺术环境所通行的“美学滞后效应”有关。远道而来的朝圣者，想要接触到异国真正的美学先锋，是需要一点运气的。一般说来，他们更容易接触上的，是既成主流体系里的国宝。徐志摩能接触到哈代、泰戈尔，却无缘和意象派、艾略特们接上头，实际就是这个法则在起作用。“九叶派”能接触到奥登作品，仅仅沾光在——他们的老师燕卜逊是奥登的朋友。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在他人生的最后15年，逐渐成了在中国拥有“知音”和“诗歌亲戚”最多的欧美诗人。他大约也是接待中国朝拜者最多的殿堂级诗人。他的诺奖评委会同胞在投票时肯定也感受到了他在东方的这种知名度。这种知名度源于中国读者与作者对“含蓄”、“意境”等古典诗歌质素的追慕，也同时源于内地许多人对“朦胧诗”引发的意象诗审美、“1980年代诗歌‘黄金’岁月”的怀念。特朗斯特罗姆给汉语的诗歌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养分，激发出那些当代佳作？就目前的情形来看，我们尚不得而知。

    遥想当年，泰戈尔、萧伯纳来华，崇拜者和媒体吹鼓手如过江之鲫，可事后除了鲁迅的一两篇文字，人们并没有等来本土的泰戈尔和萧伯纳。特朗斯特罗姆在诺奖获得者中的地位，显然是在泰、萧二翁之后，他的中国亲戚们中，又能有几个化蛹成蝶的幸运儿呢？在悼念逝者的同时，让我们祝所有“穷亲戚”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