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写了两姐妹，一个刻奇，多情善感；一个反刻奇，凡事怀疑。作者进一步追到刻奇的源头，即人对不朽的渴望。其中写了歌德的一个情人，歌德是很理性的人，马克思就曾说他拖着一个平庸的尾巴。他的情人追求他，写了许多爱情书信。在昆德拉看来，这其实是想得到不朽。就像有人写日记，内心里随时准备发表、传之后世。昆德拉把这种渴望称为“灵魂的虚肿症”，他对于情感的表现，只有反讽了。

    《缓慢》仍是复调形式，一个政治异议者和昆德拉本人。1989年以后，那个异议者成为国家领导人，来到法国参加国际会议。他高尚而勇敢，不是政客式人物。他的性格还有点害羞，怕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怕看见自己的裸体。当他讲演时，他内心升腾起一股激情，对爱情充满憧憬。昆德拉把他称为“舞者”，但据我之见，这个人物的原型或许是哈维尔。布拉格之春后，对于公开反抗还是不反抗，他们之间是有过争论的。罗曼?罗兰写贝多芬传，开头有句话：打开窗户，让英雄的气息进来。昆德拉反用这句话，在小说结尾写道：打开窗户，让树木的气息进来。在他看来，无论是专制还是反抗，只要以崇高的面目出现，都是刻奇。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移居法国后，昆德拉早期作品中的感伤越来越稀缺，虽然他的智性仍旧很高，但却缺少了感染力。

    第三、昆德拉的文化意义

    有些人读了昆德拉后说，他反对媚俗，但他自己就媚俗。其实这误会都是由翻译造成的，昆德拉并不反世俗，恰恰相反，他喜欢众声喧哗的世俗。在他的文论中，他说他崇尚十八世纪的启蒙理性，但我觉得在社会观上，他更接近英国的经验主义。在我看来，大陆理性主义与英美经验主义的根本区别是，宇宙万物有没有一种秩序。有秩序则有意义，反之就没有意义。昆德拉认为，寻求意义是人类的基本状况，只有在多元的社会里，我们才可以或多或少地逃避刻奇。他借用海德格尔的“生命的世界”，实际上是主张消解意义，回到经验世界。生命的世界是多元的，参差多态的，不确定的，而极权刻奇却要强迫所有人为某一崇高事业一起感动，并认定大便所象喻的没有意义的生活只存在于西方社会。今天的西方，后现代主义似乎也是在处理这个问题，福柯对话语主体的解构，导致他质疑大陆启蒙理性的合法性，并认为启蒙的唯一成果是怀疑的精神。所以在西方，有人把昆德拉也归入后现代派。

    昆德拉对极权主义左翼根源的探讨是深刻的，至少是新颖的。尼采说上帝死了，可西方人又找到历史的观念，作为新的终极物替代。这个历史的逻辑就是：为了后世的幸福，必须牺牲今天的幸福。从常识看，这当然是没有道理的，但这种来自基督教的伪学说曾经却产生了巨大的审美吸引力，因为人对牺牲的渴望就是对不朽的渴望，结果呢，千百万人被关进集中营，被迫害致死。极权灾难就像巨大的阴影，横跨整个二十世纪，使这个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我在国外看过一个BBC的节目，一个英国记者在西伯利亚采访当年的劳动集中营，在画面上，他指着地上散乱的白骨告诉观众，那就是古拉格群岛的遗迹。画面一转，这位记者又在采访附近的海军基地，跟士兵们一起唱起一首著名的苏联歌曲《草原》，一首很庄严雄伟的歌。我看到，那位记者唱着唱着就感动了，眼里含着泪水。这就是刻奇的作用，一种和人类在一起前进的感觉。对这种建立在白骨累累上的崇高，我们并不陌生。

    在我们的社会里，刻奇已经成为一种道德体系。它压制个性的表达，是一种智力和感受力不高的表现。小孩子写作文，老师一定要让他写得有意义。面对采访，歌星、运动员和普通人都会唱高调，从前是党、人民，现在是母亲、亲情和祖国。反正是大词图腾，仿佛不这样，说话行事就没有意义。央视有个节目，采访一个在日本打工的人，他每天的工作量是别人的好几倍，而且他还不要更多的报酬，说就是要为中国人争气。就连在国外被警察打了，也要说那是欺侮了全体中国人，要以中国人的名义打官司索赔。还有个歌星在舞台上高唱，让世界充满爱，其实除了钱她谁也不爱。但他们都知道这样说、这样唱，才能成为公众人物，得到现实好处。从前是无缘无故的恨，现在又是无缘无故的爱。都是把中国人当人质，用刻奇来绑架我们。

    我们那一代人都是受刻奇教育出来的。所以，看到“不锈钢老鼠”刘荻的文章，我十分惊讶。她在一篇文章中，把生命置于自由、创造力和家人朋友之上，把亲情放得最低。我觉得她非常诚实。虽然许多人心里都这样想，但从来都不敢当众说出来。因为刻奇，我们写文章，总是与私下谈话不同，不自觉地要端起架子。“老鼠”能够一点也不刻奇，还把文章写得好看，这是一种新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