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中国，到底是媚俗还是刻奇占据主流？要我来说，仍然是刻奇。我有个朋友，编了一本英语教材，其中有句玩笑，莎士比亚伟大，但我的情人更伟大。出版社编辑就对他说，拿伟人开玩笑，这怎么行？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刻奇是不喜欢幽默的。今天虽然据说是娱乐时代了，但在主管意识形态的人心中，在国家媒体心中，其实圧根儿就瞧不起世俗。按他们的说法是，要有“社会责任”。他们的情感总是很高尚的，觉得有责任保护我们每个人的道德纯洁性。譬如，最近湖南卫视搞了个“超级女声”节目，公众很欢迎，收视率极高，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这一下惊动了央视，开始担心自己的收视率，站出来摆出一付教育面孔，指责那是低俗。世上的好事都被他们占尽了，说谎成性还要贪钱。要我选择，我宁愿选择“超级女声”，也不选择他们。区别就在，央视强迫我，“超级女声”不强迫我。

    这种强迫随处可见。九十年代以来，最大的刻奇就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按照官方的说法，和平与发展才是世界的主流，我们今天并没有面临任何侵略威胁，但这种民族主义却愈演愈烈，上街游行，砸商店，在网上叫嚣战争。你要反对他，你就是汉奸，恨不得食肉寝皮。它发展下去会意味着什么？会不会发生新的水晶之夜？也许这是我过虑，这只是个别人的灵魂虚肿。譬如，安徽歙县某地给明朝一个海盗修了个墓，这个海盗在历史上曾与倭寇相勾结，其后代有的已入了日本籍。当地想借此招商引资，方式可能好笑。可南京一个大学青年教师，却趁黑夜跑到那里，把它砸了个稀巴烂。这位教师码准了他是政治上正确，不会有法律上的麻烦，大概内心还充满了崇高的民族情感，在代表我们行事。从心理上讲，以群体的名义行事，可以摆脱个人的渺小感，这是一种民族主义刻奇。可我就常常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就那么喜欢代表别人？认为自己有权代表人民？索尔仁尼琴曾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美能够拯救世界。而昆德拉的意义就在于，他告诉我们：美未必能拯救世界，相反它有时会毁灭世界。

    当然，从美学、心理学的角度来阐释历史，肯定是不完整的。要想探讨极权制度的现象和根源，那是一个系统工程。昆德拉对捷克民族性格的刻划也有点绝对。捷克人并不只是怀疑精神，反对一切崇高。譬如，哈维尔就给我们揭示了另一个面目。他认为捷克人既是帅克式的、卡夫卡式的，但也是扬?胡斯式的。即为了信仰，表现出充分的道德勇气。对此，波兰人米奇尼克看得也很清楚。1989年，他对另一个捷克异议者声称，革命已经到来。那人却悲观地说，捷克人不会起来，因为他们是介于帅克与卡夫卡之间，结果证明米奇尼克是对的。布拉格之春后，捷克大多数人也是玩世不恭二十年，政治上非常冷漠，但天鹅绒革命表明，他们什么都没有忘记。我后来译克里马，就因为克里马不但写了活着，而且还写了记住。

    哈维尔与昆德拉不同，哈维尔有宗教感，昆德拉没有。他在国外受到欢迎，许多捷克人却不怎么喜欢他，认为他主张不要反抗，对捷克人道德水平的刻划是不真实的。克里马干脆说他的社会观察只是停留在西方记者的水平。

    昆德拉把刻奇无限地扩大，认为“刻奇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将刻奇与所有价值、意义等同起来，将专制与反抗等同起来，将雪莱、莱蒙托夫、兰波与郭沫若、贺敬之等同起来，最终导致对一切价值的否定。我觉得，福柯对意义世界的解构，到最后也是同样遇到了悖论，只好回到审美性。西方思想的一元论就是这样，分析到最后，要么是上帝，要么是虚无。可问题是，意义世界真的是虚无的吗？就像米沃什所说，我们不能赤裸裸地活着，如果我们只是痛并快乐着地活着，像一头猪，我们会快乐吗？

    在这方面，昆德拉与索尔仁尼琴是两极。昆德拉向往启蒙理性，怀疑一切；索尔仁尼琴却批评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宇宙图景，坚信在人类的头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存在。哪种是正确的？或者说，你选择哪种？我个人目前采取一种中道的立场，即蒙田的思想：假如这个世界真有一个整全的真理，一个统摄一切的逻各斯，那么，这个真理也是由无数的侧面组成的。无论是昆德拉，还是索尔仁尼琴，都只是说出了一个侧面。他们的声音让我们思考，而不是给我们答案。

    今天就讲到这里。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思考。苏格拉底说过，未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只要在思考，我觉得就是健全的心智，就有意义。这话听上去可能又有点刻奇。但大家在大热天跑来听我的发言，即使不能赞同，至少已经说明，我们大家归根结底也都是意义之网中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