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重新阐释了刻奇这个词，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他说，刻奇是排斥一切非本质的东西。如“大便”这样的词，以前是不能出现在印刷品中的，因为它没有意义，不是本质。作者在书中写了两滴泪，第一滴泪是看见孩子在草地上奔跑而感动，第二滴泪是和所有人类在一起，为孩子在草地上奔跑而感动，这第二滴泪就是刻奇。它要求整齐划一，排斥一切个人性。简单地说，刻奇是一种伪崇高。用分析的语言说，刻奇是一种自我伟大的不真实的激情。恰恰与中文媚俗的意思相反。把它代入萨宾娜的那句话，就是：我的敌人是伪崇高，不是共产主义。所以，你可以说王朔是媚俗，但不能说他是刻奇。张承志、张炜才是刻奇。

    现在我就用这个解释，试着对昆德拉的作品解读一番。

    《玩笑》是昆德拉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在捷克国内出版的唯一的小说。主人公喜欢开玩笑，在给女友的名信片上，写了“托洛茨基万岁”、“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之类的话，结果被女友告发。出来后他想报复，便去勾搭整他的那人的老婆，不料那人刚好有了新欢，巴不得把老婆转让出去。同时他还发现，对正统意识形态的鄙弃，那个人如今表现得比他还要激进。他的受难是白受了。因为一个玩笑而获罪，八十年代的伤痕小说也写过，但最后都落在平反后的感恩戴德上，“玩笑”本身失去了反讽的意义。

    这就是捷克式的幽默，它不同于英国式的Understatement（有节制的叙事），更不同于中国式的诙谐。中国人只有性诙谐的感受力，譬如，今天流行的政治笑话和民谣大都是黄段子，它们有解构的功能，甚至常常比严肃的反抗更有效果，但因为是精神向下的运动，有一种我们大伙儿一起堕落的快感。捷克式的幽默则是一种存在的荒诞感，用夸张来表现对夸张事物的反讽。如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是对宏伟战争的戏谑态度；克利马谈布拉格精神，也讲到捷克人在建筑上对埃菲尔铁塔的戏仿。捷克人的文化心理来自其历史，汇合了斯拉夫、天主教和犹太人三大文化，又接受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所以，他们不喜欢绝对的事物，夸张的情感。天生具有对意义的解构能力，反感一切刻奇。在小说中，主人公用性爱去消解政治，但性也不可靠，仍然是失败。

    相比之下，张贤亮的《绿化树》同样是写受难，但作者既相信政治的纯洁，也相信爱情的纯洁，让主人公通过爱情最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再读它，你一定会觉得淡乎寡味，虚假肉麻。这个作品的失败既是一种道德上的失败，也是一种没有幽默感的刻奇的失败。

    《为了告别的聚会》现译《告别华尔兹》。这个书名现在看来属于误译，如果我们从刻奇的角度看，书名是另有意味的。华尔兹其实是一个隐喻：舞者。在人生舞台的聚光灯下，尽量展示自己的高大形象。主人公雅库布是一个政治异议者，他受过难，以后总是随身带着一片毒药，他的解释是，这样就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同时，他还一直照顾整他的敌人的女儿，并为止感到自豪。最终他的毒药却杀害了一个不相关的女护士，他沉浸在形而上的思考中，远走他乡。就文学形象言，雅库布是一个有深刻思想的人；但从常识看，他不过是一个杀人者，他照顾敌人的女儿、随身带着毒药也便成了一个刻奇的姿态。

    《生活在别处》是从美学上解释二十世纪革命的发生。书中写了青春、爱情和革命的关系，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再熟悉不过的个人心理的成长过程。作者发现，诗歌的思维方式就是生活在别处，是刻奇。主人公从文学之路走上革命之路，最终出卖自己的女友。他不是一个平庸的诗人，但他对人的神性的追求却导致了反人性。所以，诗歌的遭遇就是现代史的遭遇，如昆德拉所说，这是一个“诗人与刽子手联合统治的时代”。这说明，刻奇会屏蔽常识，甚至扭曲人格。譬如，张炜的《精神的背景》，反对市场文化的媚俗，呼唤一种假大空的精神，想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纯洁中去。且不说那个年代是否是个理想世界，他的问题是，看不到目前大众文化背后的权力策略运作，更缺乏常识的眼光。他太高高在上，在精神上，也在物质上。只要随便问一下那些被抢走了土地的农民，拿不到工资的民工，死去的煤矿工人的亲属，就能知道，究竟什么才是今天中国的真正背景。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最为著名，采用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其中写了四个人，特丽莎与弗兰茨属于刻奇的类型，特丽莎最难堪的记忆是，小时候，母亲在房间里脱光衣服走来走去，响亮地放屁。她后来坚决要回到苏联占领的祖国。托马斯与萨宾娜是反刻奇的类型，拒绝在抗议书上签字，拒绝加入国外的异议活动。托马斯后来有所变化，随特丽莎回到祖国，到农村安家。萨宾娜则始终如一，对故土的兴趣越来越少，最后独自漂流海外，在孤独中死去。她是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不相信任何价值和意义世界。所谓存在之轻，便是指这个意思。这部作品是昆德拉写作上的转折，从此离开本土语境，转向世界范围的刻奇审视。但在作者笔下，托马斯的死仍是忧郁的，在理性和情感之间保持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