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消逝了。躯体不动了。脸色变白了，恢复了往日熟悉的面貌；过了一会儿，面貌变得安详、平静和好看了。所有人都沉默着呆立在一旁站了几分钟，到底几分钟我也不知道，但感觉很长。

    随后，政府成员一起奔向门口，他们需要去莫斯科，去中央委员会，大家都在那里坐等消息呢。他们赶去通告大家已暗中预料到的那个噩耗。无需相互推诿，和我一样，他们的心也被悲痛和解脱这两种矛盾的感情撕碎了。

    所有人（我不是指贝利亚，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唯一一个与众不同的怪物）这些天以来一直都在奔走忙碌着，都在竭力帮忙，与此同时也在害怕：结局会怎样呢？在这些日子里，许多人都流下了真诚的眼泪。我看到К.Е.伏罗希洛夫、Л.М.卡冈诺维奇、Г.М.马林科夫、Н.А.布尔加宁和Н.С.赫鲁晓夫都流了泪。这说明，除了把他们与父亲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事业，他天生的魅力是如此巨大，它抓住了人们，吸引了人们，让人无法抗拒。这是很多人都有体会和认识的。有些人现在装出一副好像他从未感受到这一点的样子，但也有一些人，并没有装出这种样子来。

    ……在父亲这座别墅工作了18年的女管家瓦莲京娜·瓦西里耶夫娜·伊斯托明娜（大家都叫她瓦列奇卡）前来告别。她扑通一声跪倒在沙发旁，将头埋到逝者的胸前，像个村妇似的放声哭了起来。很长时间她都没能停下来，谁也没有去打搅她。

    所有在父亲身边服务过的人都爱他。在日常生活中，他并不挑剔，相反，他生活朴素简单，对家政人员和蔼可亲，要责备也只是责备他们的‘头头’——警卫队和管理部门的将军们。家政人员既没抱怨过他的任性，也没有抱怨过他的残酷，相反，还经常求他帮点忙，并从来没有被拒绝过。

    ……深夜，或更准确地说是凌晨，来人搬运遗体去作解剖。此时，一阵神经性的痉挛使我全身发抖，我立刻开始神经质般地颤抖。哪怕是流出眼泪，哪怕是大哭一场也好，可是没有，只是全身发抖。抬来了担架，遗体被放在了上面。我第一次见到裸露着的父亲。这是一具完美的躯体，一点也不衰老，不像老年人的身体。就像刀刺进了心脏，一种奇特的疼痛袭来，此刻我体会并理解了什么叫‘血肉相连’。我明白，那个赋予我生命的人已经停止了生活和呼吸，而我仍将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和生活下去。

    没有亲眼目睹父母的死亡，你是不可能理解这一切的。要想理解什么叫死亡，至少要见过这么一次，见过‘灵魂出窍’留下一个即将快速腐烂的躯体。当时，我并没有理解到这一切，只是感受到，这一切掠过我的心房，并在那里留下了烙印。

    遗体被运走了。一辆白色的汽车开到别墅的门口，大家都走了出来。那些原本就站在街上和台阶上的人也脱下了帽子。我站在门口，有人给我披上了一件大衣，我仍然全身发抖。此时谁搂了一下我的肩膀，原来是Н.А.布尔加宁。车门砰地一声关上，汽车开走了。我将脸埋到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胸前，终于大哭起来。他也哭了，并抚摸着我的头。大家在门口又站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散去。

    ……已是清晨5点了。我去厨房，在走廊上听到有人大声哭泣。这是在盥洗室冲心电图片的护士在哭，她哭得如此伤心，就像她全家人一下子都死了似的。别人告诉我：‘她锁在里面已经哭了很久了。’

    大家都坐在餐厅里，好像是无意识地等待着一件事。过不了多久，早晨6点，广播里会播出一条我们已经知道的噩耗。然而大家都想亲耳听一听，好像不这样就不能相信这是真的。终于到了6点。列维坦那缓慢低沉的嗓音，或者是类似于列维坦的播报重要事件时常用的嗓音响了起来。这时大家都明白了：是的，这是真的，确实已经发生了。于是，大家又哭了起来，男的，女的，所有的人……我也嚎啕大哭，而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不是一个人，所有我身边的人都明白发生了什么，并和我一起在哭泣。

    这一切都是由衷和真诚的，谁也没有要在谁面前表现出自己的悲伤或忠诚。我们相知多年。大家也都了解我，知道我是一个不好的女儿，而我的父亲是一个不好的父亲，也知道父亲还是爱着我的，我也爱着他。
这里没有人把他当成上帝、超人或天才，也没有人当他是恶人。人们爱他、尊敬他，是因为他具有最普通的人的品质，而对这些品质，家政人员的判断总是不会错的。”（阿利卢耶娃 С.，《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11-14页）

    整个国家都在痛哭。人们不仅是为斯大林的离去而难过，还感到一个时代终结了，一个非常艰难甚至极为艰难且悲壮的伟大时代结束了。斯大林走了，而他们留了下来。他们要在没有了斯大林的情况下生活下去，并去思考自己的生活，那些已成为历史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