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于这样的“解读”，昆德拉本人一定大为不满意。在“昆德拉现象”中，有一个耐人寻味之处，即人们总是执着地盯着昆德拉小说世界中的“政治”，而昆德拉则千方百计地要把人们的目光从他小说中的“政治”上引开。他要求人们在“美学”而不是在“政治”上理解和接受他的小说。他认为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小说的使命是“发现”人在“存在论”意义上的生存处境。他强调，“政治”在他的小说中不过是一件外衣，一块酵母，甚至仅仅是一种点缀，他要揭示的是人类在任何政治制度下都可能陷入其中的生存境遇。昆德拉对“政治”的说法暂且不论，先想指出，他的小说的过人之处，确实在于着眼“政治”却又能超越“政治”。我们知道，同类“题材”的小说，近几十年在中国有许多，但它们都难以望昆德拉项背。昆德拉小说之所以比中国同类“题材”的小说高明，原因有二：一是昆德拉反思历史时的那种“存在论”的眼光；一是昆德拉评价历史时的那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昆德拉无意于写纯粹的“政治小说”或“问题小说”，他总是从“政治”切入，而最终使小说的意味和意义大大地撑破了“政治”，具有了浓郁的形而上意旨。例如《玩笑》，虽然故事表层是一个政治性悲剧，但读过全书，我们却感到这悲剧已丧失了苦难性，或者说，我们感到昆德拉不是在写苦难，而是在写苦难的“苦难性”丧失，在写悲剧的“悲剧性”失落，在展示苦难怎样成为笑剧。这就让我们感到人的存在的某种荒诞性，这样一种荒诞性确实并非只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才可能存在。昆德拉在反思政治灾难时，那种坚定的个人主义立场，也是令他的小说迷人的重要因素。昆德拉的个人主义往往体现为对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强烈关注。在小说中，他又往往是通过一些很微观、很具体的角度传达他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例如，“隐私”是他思考个人自由和尊严时常用的一个立足点。他不厌其烦地让我们看到，在极权政治下，一方面是“政治”的极为神秘、暧昧和不透明，另一方面则是个人生活的极为透明，是个人“隐私”的彻底丧失，是他人随时可以把鼻子伸进你的卧室里，是连内裤都那样整齐划一。而在一个个人“私生活”被彻底消灭、个人“隐私”被彻底照亮的社会，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当然无从谈起。与昆德拉相比，中国的作家在反思政治灾难时，便大为逊色。他们能写出苦难的“苦难性”，却写不出苦难的“苦难性”丧失；他们能透过政治层面进入对文化的反思，却不能写出人类生存的某种荒诞意味；他们能站在主流立场上总结“教训”，却不能以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名义对“极左政治”进行控诉。我觉得，中国的作家，实在可以从昆德拉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但我对昆德拉也有着很大的保留。昆德拉要求人们在“美学”而不是在“政治”的意义上理解和接受他的小说，这是有相当道理的。但他反复强调“政治”在他的小说里不过是一种背景，一种无足轻重的东西，却是我无法认可的。毫无疑问，昆德拉小说的内涵是远非“政治”所能概括的。他的确突破了特定政治制度的拘囿而进入对人类生存处境的形而上“勘探”。但这一对“政治”的超越，在我看来，非但不构成对“政治”的抹煞，倒是使得我们对极权政治的本质有更深刻的理解。换句话说，昆德拉正因为没有被揭露和控诉极权政治的功利目的所左右，反而能对极权政治做出了分外独特也分外有力的揭露和控诉。昆德拉把我们的兴趣从“政治”引开的理由，是他所“发现”和“勘探”到的那些人的生存“处境”，并不只在极权政治这种特定的条件下才会有，它们可能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和时代。而我以为，他所“发现”和“勘探”到的那些人的生存境遇，虽然要任何政治条件下都可能某种程度地存在，但在极权政治条件下，却必然存在、普遍存在和最典型地存在。人的这些生存境遇虽然不一定以极权政治为绝对必要的条件，但与极权政治也决非绝对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