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有人指出过的那样，昆德拉其实陷入了一种极端怀疑主义。他痛恨极权政治，却又怀疑民主政治；他深感在极权政治下人的生存的荒诞，但又怀疑在民主政治下人的生存境遇会有本质的改观；他揭示出在极权政治下人的软弱、妥协的可悲；但又把反抗视为“媚俗”。在这种极端怀疑主义的驱使下，他有意无意地忽视和抹平一些重大差别。在《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我们看到，托马斯的儿子希望他在一份要求释放政治犯的请愿书上签名时，托马斯竟然想到了秘密警察要求他在一份告密书上签名，并认为这二者本质上是同一回事。托马斯的儿子和那个秃头编辑为反抗极权政治而从事的秘密活动，与秘密警察为维护极权政治而从事的秘密活动，在托马斯眼里已没有什么不同。也是在这部小说中，终身与“媚俗”为敌因而也终身反叛和流浪着的萨比娜，最后虽然在美国定居，但她并不感到在美国的生活与在捷克的生活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在她看来，美国参议员向草坪上的孩子招手微笑，与捷克官员站在检阅台上向游行队伍招手微笑，可以等量齐观。不能说昆德拉如此看问题丝毫没有道理，但我坚信也有着极大的谬误。置身于西方世界的昆德拉之所以如此睁眼说瞎话，我怀疑恰恰出于“媚俗”的需要。重读《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我对其中的“伟大的进军”这一部分已难以忍受。同时深感到，昆德拉书中，既有着许多深刻的见解，也有着不少精致的谬论。而这些谬论，在中国，是足以把一些人引向犬儒主义的。

    对昆德拉，全盘接受和全盘拒绝，我以为都是不合理的。我们固然不能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但也不能因为怜惜孩子而大喝其洗澡水。

    注：作者简介：王彬彬，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