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波拉尼奥早年的名片，职业是“诗人、流浪者”。然而一直以来，他的诗人身份很少被人提及，他的小说在他死后却为他赢得了不少名誉，可是，波拉尼奥曾说“我读自己写的诗时比较不会脸红。”

    当一个诗人在40岁之前漂泊不定、浪迹天涯，最终连起码的生活都保障不了时，选择写小说维系生存不失为一种办法。波拉尼奥40岁之后开始写小说不为别的，只为活下去。 但作为诗人的他，即便是讲故事，也不忘以诗人的身份讲，或讲给诗人们听。长篇小说《荒野侦探》中很多情节应该来源于他的流浪生涯，而他的短篇小说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也是如此，几乎所有的素材不失对诗歌的热爱，早期作品中还写过秘鲁诗人西萨尔·巴列霍在巴黎死亡之谜。

    只要任何人以“诗人”的身份在波拉尼奥的笔下诞生，便会在纸上刮起一股超现实主义的旋风。至今我对《2666》中一些情节记忆犹新，劳拉就是一个由波拉尼奥制造出来的典型的超现实主义说谎器，波拉尼奥试图借这个人物的讲述来讥讽诗人，就像讥讽他本人那样。

    波拉尼奥在《美洲纳粹文学》中创造的人物，有不少是诗人或有写诗的经历，女诗人伊尔玛一生处于婚姻的暴力与冷漠之中，她亲手导演了最后一幕具有超现实感的婚姻场景：对视、摔杯子、低沉的叫喊，一个离去，一个留在客厅，然后就是“死一般的寂静”……只有作诗的声音——诗人的婚姻最终以一部“实验性作品”告终，我想这既是伊尔玛的命运所在，也是波拉尼奥写作的秘密所在。弗朗茨·茨威考，他的诗作中混杂着责难、诅咒、谩骂和绝对的胡编乱造，混杂着令人难忘的妄想情节；诗人维利·舒尔霍尔茨出生在一个充满超现实感的新生移民镇，这个镇上处处被纳粹分子和异教徒制造的迷雾包围，镇上近亲通婚泛滥，生下了许多畸形儿和弱智儿，更奇怪的是，据说夜间有白化病人开着拖拉机在种地，如此超现实的生存环境，孕育了舒尔霍尔散乱而混乱、“自成一格并且坚持到死”的诗风，他的作品就像笼罩在镇上的迷雾，没有标题，难以卒读。

    波拉尼奥重墨书写卡洛斯·拉米雷斯·霍夫曼自然有他的用意， 这个生于1950年，卒于1998年的无耻之徒，最最超现实的作品不是蹲监狱，而是驾驶着战斗机作空中写诗表演。诗人霍夫曼一次又一次地在空中写道：死亡是朋友、死亡是智利、死亡要讲责任、死亡是爱、死亡是成长、死亡是交流、死亡是扫除……不过这样的诗没有给人们带来多少欢愉，更多的是关于纳粹死亡般的指使。作为“野蛮写作运动”的倡导者，野蛮之心的膨胀，必然使得“店员、肉铺工人、保安、锁匠、小公务员、助理护士、临时演员”人人都能握笔写作——“任何一个想把世界烧掉的人都能写诗”，无厘头式的跨界使得写作成为一项无人不能的探险，一场无所不能的革命。

    波拉尼奥的好友罗德里格·弗雷桑曾这样评价他的挚友：“所有的东西——诗歌、文学、生、死——都在他的书中。他的作品总是让你很容易进入，迷失在里头，也同样可以让你找到自己。接着回到家中，回到这个美丽又可怕的星球，往好的方向改变，往更好的方向改变，永不停止。”

    即便梦想与现实有落差，但文字的善却始终引导着这个原罪的世界，那个行走在语言秘境的波拉尼奥，他不再是创造生活的能手，而是为生活创造典型人物的神使。波拉尼奥，仿佛迄今行走在博尔赫斯式的镜像花园中，那些被他创造却又被他爱且恨的人物，那些虚拟中的大师们，在已经死去或即将死去的时间里，每个人都冲这个世界吐出一张张百味俱全的网。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洲纳粹文学》中被虚构的作家古斯塔沃·博尔达最后的一席话完全道出了波拉尼奥文学理想的核心：“有人对我干下了太多背信弃义的事情，有人总是唾弃我，有人多次欺骗我，让我惟一生活和写作下去的方式就是让我的灵魂转移到一个理想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我就是一个困在男人体内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