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以解放全人类为口号的政权领导人，何以会有如此阴森可怖的“东方暴君式的性格”？《斯大林传》给出的解释是，在俄罗斯农作物生长的周期每年只有五个月，在欧洲这个周期要长一倍多，因而产量要高得多。俄罗斯居民自古就生活在潮湿黑暗的地下室里，而西欧人则住在阳光明媚的高楼大厦里。因为资源贫乏，人们必须为之争斗，使得血腥复仇和无休止的威胁成为必然。俄罗斯虽大，但土地所供给的物资严重不足，远未到可以让人们相互宽容彼此和解的地步。

    审视俄罗斯的文化传统，其知识分子群体自18世纪彼得大帝改革起便分化为西方派和本土派（斯拉夫派）两大阵营。斯拉夫派所宣扬的自主意识和“第三罗马”概念在俄罗斯思想史中往往处于上风，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危机或后发诉求成为历史第一课题，斯拉夫派对西方派便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类似救亡压倒启蒙、浪漫驱逐理性的历史桥段，中国近现代史也反复上演。因为在救急时，运用权力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永远比谈判与妥协效率更高。“东方暴君式的性格”，即是如此。而历代沙俄帝王，但凡有所作为者，又有谁不是按照这个逻辑来行事？

    时至日久，“白壳黄心”的沙俄帝王不但令身边的臣属噤若寒蝉，甚至使西方政治家也产生了刻板印象。丘吉尔在回忆中写道：在雅尔塔会议时，当斯大林走进大厅，大家就会像听了口令般全都站了起来。有一天，丘吉尔打定主意，尊严一点，决不起立。遗憾的是，当斯大林一进门，丘吉尔还是如着了魔一样恭敬地站了起来。丘吉尔的这段叙述，貌似同样适用于未来奥巴马写普京的回忆。

    所谓历史宿命，就是人们越是刻意去回避便越是容易落入其窠臼。尽管有人当面喊“主人”时，斯大林曾予以怒斥：“我是什么主人？我又不是中亚地区的巴依老爷！”但无论是治下的百姓还是身边的同僚，乃至自许清高的一众文化人，谁不是把斯大林当作自己命运的主宰。甚而有人指出，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秘密报告也“饱含着一位仆人对旧日主人的怨恨”。

    三、人民需要沙皇
    1935年4月22日，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的保姆贝奇科娃过生日，同时这一天苏联新宪法草案起草工作完成。斯大林心血来潮，率全家去乘坐刚竣工的莫斯科地铁。地铁管理方和警卫人员没有作任何准备，导致斯大林出现在“文化公园地铁站”时，被公众认出，人们喜悦和欢呼的程度超出所有人为组织的程度，“乌拉”声响彻地铁站。这一幕，令斯大林的孩子们万分惊恐，号啕大哭。但斯大林却因此坚定一种日后再也不会放弃的想法：人民需要沙皇。

    或许可以这么说，从莫斯科地铁站的那一刻起，国际共运史的主角斯大林终于脱去意识形态的外衣，露出人们所熟悉的沙俄帝王史的底色——那是大国的传统、霸主的传统、东正教的传统。而这也正是雷巴斯父女的《斯大林传》所要真正表达的命题：斯大林首先是一个地缘决定论的产物，其次才是苏共总书记。

    在俄罗斯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生产力同他们所艳羡的西欧国家相比始终有着较大的差距。与之相应，俄罗斯最主要的资源就是许多代人悲剧式、超限度的承受力，唯有这种承受力方使国家对生存的需求和大自然供给之间的鸿沟得以弥补。所以俄罗斯实际上始终是一个军事结构，其体制是动员式的，为了是达到正常情况下根本无法达到的目标。所以，任何一个宏大的国家命题都必须经由自我牺牲之路来证明。

    与这种气候与地理状况相适应的制度顶层设计是，稀缺的资源不可能在私有者之间合理分配，而只能归统治阶层的极少数人直至最高统治者所掌控。人民需要沙皇，需要专制，因为没了那个最高统治者，国将不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