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格鲁吉亚人，他要征服和统治的国家叫俄罗斯。这就是转投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门下的神学院学生朱加施维里所要解答的课题。他的方法带有鲜明的功利色彩，那就把自己当成直至变成一个俄罗斯人。这个重要的转折点位于1904年，即他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之后，他称自己是“格鲁吉亚族的俄罗斯人”——在去往西伯利亚的路途中，“透过囚车的窗户，约瑟夫第一次看到了地地道道的俄罗斯。”由此，对俄罗斯的文化认同置换了对格鲁吉亚的身份认同。后者只有生理学的意义，而前者是精神、灵魂和归属。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次流放中，朱加施维里在党内的绰号“柯巴”（难以驯服之意）为人所熟悉，而这个绰号已无限接近于被历史刻录的名字斯大林。

    其实，十月革命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根正苗红”的俄罗斯人并不多。列宁是俄罗斯人，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都是犹太人，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是格鲁吉亚人，加米涅夫是幼年迁居格鲁吉亚的俄罗斯人。因此，斯大林所要解答的课题，很多人一样要面对。而在所有人中，斯大林的回答最坚定。他毫不掩饰地赞美、讴歌俄罗斯人，他甚至要求其他人也接受这样的概念：首先是俄罗斯的国家、文化、语言，其次才是你们个人的爱好和特性。

    事实上，正是在格鲁吉亚人斯大林身上所体现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导致了斯大林与列宁不可化解的分歧。在苏联成立时，列宁提出的方案是各共和国之间平等并拥有自由退出权，而斯大林设计的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换言之就是所有少数民族服从于俄罗斯。为了这种服从，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公然提出了要“必须坚决反对伊里奇”。

    斯大林对俄罗斯属性的维护，自觉而持之以恒。因为唯有成为俄罗斯的斯大林，才可能成为苏联的斯大林。而实现了这一重转换，政治钟面上的时针调拨才顺理成章——从马恩列斯的意识形态排序转拨为伊万三世、伊万雷帝、彼得大帝、斯大林的沙俄帝王传承。《斯大林传》实际考察的正是这根时针，作者认为，苏联在本质上是俄国帝国主义的第三次显现，前两次分别是莫斯科公国和彼得大帝的帝国。

    二、用电话的成吉思汗
    欧洲人对地跨欧亚两洲的俄罗斯人，素来有一种颇为不敬的说法：剥开一个俄罗斯人，里面其实藏着一个鞑靼人（蒙古人）。按照这个逻辑推演，沙俄帝王的身上，或多或少会带有鞑靼可汗的某种性格基因。而沙俄帝王的极致，自是某某版本的成吉思汗。

    林语堂在其历史小说《武则天正传》里，为形容武则天的残暴嗜杀，曾将她比作“一个可与斯大林和成吉思汗媲美的大刽子手”。林语堂这个比喻的前设命题是，斯大林和成吉思汗早就是等量齐观的人物。而在苏联，关于斯大林统治风格最精妙的比喻仍是出自托洛茨基之口，他称斯大林是“用电话的成吉思汗”。这个比喻套用了赫尔岑对尼古拉一世的嘲讽，他称尼古拉一世是“用电报的成吉思汗”。将苏共领袖与蒙古可汗作类比，理由充分。因为在两者都拥有超群的意志、勇气、残酷和为达目标不择手段等特质，更重要的是，两者都展现了对权力的冷血攫取和放肆使用。正是因为具备了上述品质，斯大林才能像成吉思汗那样战胜一切内外之敌。托洛茨基本人就是斯大林权杖下最著名的牺牲品，而肃反运动、古拉格、契卡等词汇则沤肥了斯大林威严铜像下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