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过，在繁体字译本中增加了大量的图片，而且也都是作者作为记者采访时拍摄的，可见他的照片资料多如牛毛，只是没有放进日文版的书中而已。不知道是不是意味着中国读者比日本读者更偏好图片资料？

    繁体字译本中增加的图片还有很多，比方讲到台北故宫确定设计方案时，王大闳先生提出的最初方案的正面、两个侧面和背面远景这四张图片，都收在台湾出版的版本中。而译文社在打包购买图片版权时，王大闳先生的设计图和杜正胜先生的照片因为并非作者拍摄，所以是例外，要单独购买。为此我们联系了杜正胜先生和王大闳设计图的版权人徐明松先生。杜正胜先生那里完全没有人任何波折，很快拿到了图片版权。

    徐明松先生也非常热心，但是他提出简体字版能否把他的老师的四张设计图都收进去，编辑也想满足他的愿望，但很可惜，上四张图，购买版权的价格就要乘以四倍。所以最后考虑到性价比，编辑决定先购买一张最能说明问题的正面俯视图。

    书中的图片看似平淡，但其实每一张背后都串着很多故事。

    比方关于王大闳和黄宝瑜的台北故宫设计图，就有很多不为外人知的波折。

    野岛刚在3月来华行程中提到台北故宫的建筑时，说他觉得台北故宫的建筑更像是道观，抛开政治因素的话，从纯审美角度来讲就会难以理解为什么蒋介石要选这一个，而不是王大闳的设计。

    王大闳是战后台湾建筑界的代表性人物，代表作是“台北中山纪念馆”（台湾称 “国父纪念馆”）。要把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建筑师的设计方案替换掉，可算是非比寻常的事件。

    原来台北故宫筹建当时，采取当时很少见的竞标方式，由筹备委员会指定五位建筑师参与竞赛。评选结果，大家认为王大闳的设计最优秀。但是蒋介石认为“过于欠缺中华元素。”而王大闳又不肯修改，最后评审委员之一的黄宝瑜提出了另一个方案，也就是“中国宫殿式”的方案，蒋介石一看就敲定了黄宝瑜的方案。

    不久后王大闳在1965年台北中山纪念馆的竞图设计中再次获选为第一名。这次蒋介石还是认为“中华的要素不足”，要求王大闳修正。而这次王大闳做了妥协，在屋顶和天井等地方修正为中华风格，终于被选为台北中山纪念馆的正式设计。

    王大闳对于两次大竞标有何心境变化不得而知。是要拒绝妥协追求理想以致失去展现自我的机会，还是做些让步让设计被采用，对于建筑师而言，这是永远的两难课题吧。

    类似的历史小插曲数不胜数，又比方建设所谓的台北故宫南院，开始民进党大张旗鼓、兴致勃勃地打算把故宫弄成亚洲综合性博物馆，但是竟然选址在嘉义，几年完工不了不说，定位也“仿佛漂浮在宇宙中”，最后沦为“蚊子馆”。还有，作者在提到龙应台、林曼丽、周功鑫三个人之间的矛盾时也绘声绘色，大陆方面的故宫院长里面很少有女性，所以读起来新鲜又好玩。何况其中一位还是大名鼎鼎的畅销书作家，野岛刚在来华做宣传时，几次提到龙应台女士的《目送》卖得那么好，自嘲“真是好羡慕，要是我的书能买的有她的十分之一我就很满足了”。

关于装帧设计
    最后讲讲书的设计。《两个故宫的离合》的台湾译本，他们的封面也是能折叠起来，黑色的两座故宫，中间一条橘红色的鸿沟。

    折叠的方式和简体字版一样，但是简体字版的颜色用了有历史感的牛皮纸那种黄颜色。毕竟故宫文物的分开，是记忆中的事，是爷爷奶奶那一代的往事。

    在设计上，中文简体版借鉴了繁体字译本的翻折创意。但纸张和颜色都进行了风格化。为这本书做设计的设计师也非常看重这本书，希望把它做得好像一个上乘的工艺品，所以沿用了翻折的创意，但是内侧则独具匠心地藏进去若干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文物的剪影。封面整个是可以拆卸并像折叠海报一样可以展开。

    材质方面，设计师主张使用质感非常好的日本进口牛皮纸。牛皮纸上再印黑白的照片。但试了几个稿子，都发现在牛皮纸上印黑色，虽然整本书的手感好，但是照片部分不够清晰明亮，放在一堆书中非常容易被湮没，最后再一试再试之后，决定在白色纸张上印制黄色为底色，再加上照片以及轧花纹。

    最后这个封面得到了普遍的好评，作者也称赞说“相比于日文和中文繁体字版，我更喜欢简体字版。”

开门红
    《两个故宫的离合》出版一个月，就以破天荒的速度迎来了第一次重印，因为这本书得到大家异常而且是迅速的欢迎，所以很快书店告罄、仓库告急，各个地方都打来电话催问重印的情况。因为正好中国传统的新春佳节刚结束，印刷厂也面临着人手严重不足的问题，如果按部就班地折叠封面，重印书要再等一个多月才能进仓库。为了加快速度尽快补货，编辑最后忍痛割爱，请设计师改造他的初始设计，把折叠的环节省略，新的护封双面印刷。折叠的工序虽然省去了，但是里面的黑白文物藏品图片没有少，还在护封里面偷偷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