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沦陷后，由于环境的变化和生存的需求，金性尧不再写抨击时政的杂文，从追随鲁迅到瓣香苦雨斋，向周作人的散文风格靠近，写了一系列关于风土人情的散文，发表在《古今》等杂志，还担任了《古今》杂志的编辑。《全集》第一卷中的《风土小记》《文抄》俱初版于1944年，其中的散文，清晰地表现出了这种变化。而周作人为《文抄》作的序也肯定了文载道与他文学趣味的相同：“在这类文字中常有的一种惆怅我也仿佛能够感到，……此亦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缘分也。”金性尧在《古今》上发表的这些文章，本也可以与黄裳一样以“卖稿”为生作托词，无可厚非，只是他还写了被人诟病的两文，即谄媚汪伪要人的《朴园雅集记》和《三十三年三月三日三时》，先后发表于1943年6月16日和1944年4月1日。前者记叙曾任汪伪交通部次长的《古今》创办人朱朴、周黎庵和《古今》上海方面的作者十六人在朴园的一次茶叙。汪伪巨奸周佛海亲临，可见对《古今》的重视。文中在引周佛海自言“非必要时一不作写作，二不广播，三不赴宴”后写道：“那末这一次茶叙的特具价值，也无待我的词费了。”文中还写道，另一汪伪巨奸陈公博临时有事未能来，作者表示很遗憾：“听说陈先生的谈锋十分雄健幽默，我记得他曾自称为‘礼拜七派文人’，因为他写文章多是在星期日的。从这一点就可看出陈先生谈吐之如何机智了。”后者记叙朱朴与汉奸梁鸿志之女梁文若于民国三十三年三月三日三时举行婚礼的实况。这次婚礼可以说是沪上汉奸与帮闲文人的大聚会。作者以五千余字的篇幅，巨细无遗地罗列了出席婚礼的人物和梁鸿志赠与朱朴的觌礼，充满羡慕之情。这两篇文章当然是金性尧的奉命之作，但其中流露出来的谄媚之味确实有辱人格。也有人为金性尧辩解：“君不见‘白衣秀士王伦’对林冲投奔梁山先要他交纳‘投名状’吗？性尧的这两篇文章，正是他对《古今》社长交纳的‘投名状’。明乎此一点，文载道这两篇文章的‘媚俗’之弊也就可以释然了。”（沈鹏年《文以载道，秀出东南——悼文史大家金性尧先生》，《文以载道——金性尧纪念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但是，金性尧本人并不是这样认为。金性尧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写于2003年的《悼黎庵》。写到他与周黎庵因为《世纪风》写杂文而相识。后来，朱朴和周黎庵合办《古今》，“朱朴是没有金钱和权势的，但因投靠了周佛海，经济上也有了保证，成为周门一个高级清客”。金性尧检讨自己：“我也是相差无几，后来是自甘附逆。”做了《古今》的不署名编辑。“抗战胜利后被人诟骂，也是咎由自取。每个人的行动都应由自己负责，我是自己撞上去的。因为这时候我正在吸鸦片，需要钱用。这真是百悔莫赎的恶果。”也有人认为金性尧“言重了”。上引沈鹏年一文，谈到抗战中潜入日伪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袁殊回忆说：“金性尧作为‘外围’的进步力量使用。他开始时瞧不起《古今》，我劝他主动去和周黎庵接近，多写些文章在《古今》上发表。……他犹豫不决，我就叫他当挂名的《新中国报》‘特约记者’，每月给他一笔钱作津贴。他才忸忸怩怩地同意了……”虽然，金性尧自己也说过：“我对袁殊的落水是半信半疑的。”（《文史琐忆》，《闭关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他相信袁殊，所以听从袁殊的建议写文章、“当记者”；但这决不说明他了解袁殊“地下工作者”的身份，有意以写文章、“当记者”作为潜伏的伪装。否则，在袁殊身份明确的晚年，金性尧大可以“地下工作者”为荣，完全没必要说那些自责的话。沈鹏年披露的袁殊的回忆只能说明袁殊对金性尧的信任，并没有袁殊发展金性尧为“地下工作者”的说法。在没有明确的证据披露前，我还是相信周黎庵、金性尧晚年自己的说法。

    “千古艰难惟一死”，金性尧曾这样议论周作人，我们也可以这样议论周黎庵、金性尧辈。在事关生死的时候，才能看到大节。所以，才会出现不少抗战前慷慨陈词者沦陷后在日伪面前搔首弄姿的情形。我们评论前辈，固然要按照当时的情况予以“同情之了解”，但决不能一味同情，甚至赞赏，这不仅是名节问题，而是评价的标准本末倒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