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集外文》，第三点感受就是可以了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出版的环境以及出版人的努力。

    金性尧建国后主要从事编辑工作。他1957年进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直到1978年底退休。除去“文革”十年，他实际工作的也就十余年，策划、编辑的书稿也不算多，但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中华活叶文选》《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两套小丛书等。《集外文》第四卷收录了二十八篇编辑手稿，皆录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档案。其中关于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及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的审读意见已在报刊披露，虽然不免受当时“左”的观点在阶级、民族问题等方面的影响，金先生在审读时还是能本着自己的学术良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对于一些选本的审读意见，主要涉及注释和体例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可以看出金先生审稿的认真仔细和学术功底。金先生是选本编撰和诗文注释的大家，学术功力和眼光自然超过一般作者，这些审读意见也多为作者所采纳并体现在各自的书稿中。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降直至八九十年代，像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专业出版社拥有一批像金性尧那样研究和著述兼长的编辑，他们不仅能与学者在相同的学术层面对话，而且能在著作层面为学者补缺纠谬，从而提高著作的学术质量。我看过不少出版社的书稿档案，尤其是注释类的书稿，编辑往往有大量的修改，甚至有修改过半者；也看到不少作者对编辑的感谢信，甚至有邀请编辑共同在著作上署名的，其中不乏文史大家。由于工作性质（编辑需上班，分身乏术，只能业余从事研究和著述）和职业要求（编辑有审稿和为书稿加工的责任），我们的编辑往往是无名英雄，其贡献已融入作者的著作之中，非经揭示就不可能为他人所知。这也是金先生本人在做编辑时写作不多而大量的著作写于退休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他退休后，时间全归自己，又值拨乱反正，因此迎来了自己写作的第二个高峰。

    收录的编辑手稿中有一组关于《唐诗一百首》编写出版的材料。《唐诗一百首》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编选的一本仅八万余字的小书，“编选的目的，主要在于将唐代最优秀的诗歌，介绍给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一般工农干部，一方面使他们能够欣赏唐代文学遗产的精华，充实他们的文化生活；一方面配合当前全民写民歌的高潮，提供一些学习、借鉴的养料，以提高他们的文艺修养”。此书于1959年“五一”节前正式出版，“作为该所向党献礼的项目之一”。但出版前，“为了使这一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尽可能做得完善一点”，先印了一个征求意见的稿本，不仅寄送有关学者、学校、机关、报刊编辑部等，还寄送工人文化宫、上海警备司令部政治部等。值得注意的是，征求意见名单中有分管宣传出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康生、中央宣传部陆定一、胡乔木、周扬、林默涵、中国科学院陈伯达等，以及上海市委的头号人物柯庆施等上海市委及市委宣传部领导，还有作家协会的“新秀”姚文元等。此外，还专门在南京大学召开一个以古典文学研究者、工农干部为主参加的讨论《唐诗一百首》选注工作的座谈会；又在排印《唐诗一百首》的中华印刷厂举行座谈会，听取工人对选材、注释加工以至排印样式等方面的意见，“据以修订，把普及工作做得更适合广大读者的要求”。此书出版后，又于1965年成立了由选注研究著作组（第二编辑组）组长于在春负责的五人修订组，花了半年多的时间修订。从以上摘引中，可以看出当时出版社对普及读物的重视和精打细磨，以及编辑出版时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心态。如此重视，对注释庶几是精益求精；而重点则是在选目，无非是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要求入选的唐诗“思想性强”，不能让人与现实“对号落座”，以致如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李白《静夜思》、孟郊《游子吟》等千古名篇都因“思想性不强”而落选。这种荒诞思维直到十几年后还存在。1978年修订出版的《宋诗一百首》就删去了王安石的《元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一诗，理由是“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引用过。写到此，我们一方面为我们遇上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而庆幸，另一方面又为我们这么多有才华的编辑在他们精力、学力都最旺盛、最成熟的时候不得不虚掷年华而感叹。

    综上所述，可见《集外文》的搜编者花了大量精力，才有了这近二百万字的四大卷书。但需要指出的是，搜编者百密一疏，也有重复收入者，如《集外文》第一卷中《山形依旧枕寒流》（载1943年5月1日《万象》第十一期），同收入《全集》第一卷《风土小记》（1944年6月）的《西湖旧屐录》（1943年4月2日），后者仅删去前者首尾几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