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集外文》，第二点感受就是可以比较清晰地寻觅金先生在上海沦陷时期思想和文风的转变轨迹。

    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华界和苏州河以北的半个上海公共租界。上海法租界和苏州河以南的半个上海公共租界四面都是日军侵占的沦陷区，仅租界内是日军势力未到而为英法等国控制的地方，就像大海当中的孤岛，故称“孤岛”。“孤岛”存在时间是从1937年11月12日至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入上海租界为止。

    “周黎庵和文载道在孤岛时期是名噪一时的《鲁迅风》杂文作家，积极宣传抗战爱国，严厉谴责汉奸行径，是公认为‘抗战派’作家。”（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集外文》第一卷中收录的大量金性尧写于孤岛时期的文章，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即以对周作人而言。金性尧在1937年11月12日发表的《怀知堂先生》一文中，先谈了自己对周作人的认识：“知堂先生是仍有他的一种最宝贵而最可敬爱之处的。不标榜，不附势，治学问有他自己的独特的，深邃的见解，不比那种朝嚷袁中郎，暮捧曾国藩之类的盲从，投机，势利。像知堂先生那样的始终保持着纯洁的政治节操，和博大、虚逊的胸襟的，自五四以来，实在是寥寥可数了。”表达了对周作人的高度推崇。随后引郭沫若的话，盼望周作人南下，用实际行动表达对日寇侵略的强烈抗议。所以，当得知周作人这样有巨大文化影响的人落水时，金性尧极表痛惜：“正当日本军阀以卑劣，残忍的手段，向中国的文化机关及知识分子施以摧残及屠杀的时候；也正当‘五四运动’十九周年纪念后不久的今天，突然看到久被认为‘超然物外’的知堂先生，在北平参加什么‘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消息：这使我的心境像载了铅块一样！”“对于知堂先生——像这样的一位有见地，有头脑，对中国民族的危迫也不时的流露其低徊激越的心情，同时，看到近年来日本军部的疯狂，极端的措施，也刻刻的加以‘稳扎稳打’的学者，居然就这么轻易的污其晚节，要不是‘照片赫然，言论俱在’，怕是很少有人会轻信的罢？”“‘千古艰难惟一死’，于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就产生了这样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关于知堂》，1938年5月19日）如果说，他对周作人的谴责还是留了一些分寸；那他在这时期发表的其他“积极宣传抗战爱国，严厉谴责汉奸行径”的文章，则多是锋芒毕露。

    周黎庵即周劭，与金性尧同年，是《边鼓集》《横眉集》的作者之一，也是推崇鲁迅、宣传抗战的作家。他在1939年4月22日写的《清初贰臣的生涯》（载其《清明集》）直斥：“屈节事仇的人物，我们称他们为‘汉奸’或‘傀儡’，自有史以来，中华民族遭异族蹂躏时，总有这些无耻丑类的出现，真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的。”借古讽今，充满现实意义。他不仅在当时与金性尧同声相应，而且在后来对金性尧产生了几乎影响其下半辈子命运的作用（参见下文）。

    1941年12月7日，日本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日军侵入上海租界，严酷镇压一切抗日活动。金性尧在1943年2月写道：“我是命定的浮杂和浅薄的人；尤其是自前年冬天以还，我的思想与情绪，陷入了不能自拔的虚无和悲凉。”（《借古话今》，《古今》第十九期。又收入《文抄》）于是，他开始了转变，彷徨中的1942年的著述目录是一片空白。他1941年的最后几篇文章发表于12月1日,如《灯前读画记》一文，称赞郑振铎抢救文化遗产的努力，“在御侮的大纛之下”“发挥着最专长的才能”，“即在被侵略的破坏过程中，对于文化的保存和建设还是无限的关心与在实施着”。仍贯穿着他之前文章的主题和风格。

    上海沦陷时期，文人或如施蛰存等早去了大后方；或如黄裳一样，利用周黎庵对他的欣赏，在周黎庵主编的汪伪杂志《古今》上用多个笔名“卖稿”，用黄裳的话来说，就是“从敌人手中取得逃亡的经费”（《来燕榭集外文钞》），从而成功地逃亡到大后方。留在上海的文人，或如许广平、柯灵等坚贞不屈，不与日伪合作；或者闭门写作，有的还可依赖教书为生，如钱锺书完成《谈艺录》和《围城》两部名著，有的只能过着贫寒的生活，如谭正璧等（这可能是多数）；或如袁殊、关露等潜入日伪内部，不惜牺牲名节从事神圣的事业；还有如胡兰成、柳雨生等觍颜事敌，主动成为文化汉奸；也有如周黎庵、文载道等明知为汪伪做事有辱名节，但还是做了帮闲文人，用周黎庵晚年的话说：“说到底，就是四个字：贪生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