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故事》和《读者时代》是作为大读书家的唐诺献给所有读书人的一份极其真挚的礼物。《阅读的故事》针对的是这样一系列的当代人的读书问题：好书是不是愈来愈少了？书读不懂怎么办？太忙了没空读书怎么办？要不要背诵？为什么也要读二流的书……？和一般的读书指南不同，《阅读的故事》超越任何对阅读的单一的或功利性的目的，追求其无用之大用，用唐诺的话来说，就是“可能性”，他认为“可能性，而不是答案，这才是阅读所能带给我们的真正的，最美好的礼物”。正如他痛恨事物被分类、总结而拘禁于某个畛域一样，唐诺极为反对我们和眼前的世界只剩一种关系，因为这意味着意义也就同时隐没了，我们实质上等于和这个世界断掉了所有的联系。而阅读带来的“可能性”，正可以将我们从这种昏昏沉沉的老世界赶出来，领略沧海之阔轮船之奇。《读者时代》（以及大陆未引进的《在咖啡馆遇见十四个作家》）可以说是专业读者唐诺交出的一个漂亮的阅读成绩单，也是他在《阅读的故事》揭橥的观念的最佳示范。透过阅读冯内古特的《加拉巴格群岛》、格雷厄姆·格林的《问题的核心》、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屠格涅夫的《罗亭》、安东尼·伯吉斯的《发条橘》、梅特林克的《青鸟》、还有那个无法归类和定义的本雅明宏伟的拱廊街构想……在这里，大读书家唐诺呈现了他的阅读谱系，这由世界上一批最伟大的书写者同时也是阅读者所构成——马尔克斯、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纳博科夫、米兰·昆德拉……唐诺的文章中，这些名字有着最为频繁的出现频率，唐诺征引他们的文字之多之繁，有时几乎到了让人厌烦的地步。

    唐诺的解释是，除了美学上的考量，还有一个功能性的考虑，即是说，作为一个读者的经验，“我渴望有些好的名字、好的话不断会被看见，放一个叮叮作响的美丽声音在也许哪个不经意的记忆角落里，就像太多人为我做过的那样：我喜欢的我的书写有很多可能的岔路、有列维-施特劳斯所谓的洞窟，或可让某个人如爱丽丝般摔进去，惊异地发现自己到了一个更美丽而且根本不是我提供得起的世界”。在别处他写道：“书写就像博尔赫斯的岛，只看见一段，因此要找出它的开始与继续。当你用一个途径去了解他们的时候，只能看到一个面向。那些在我视为楷模的书写者，我并没有说出他们真正了不起的地方，他们还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没有被指出来。我源源不断地解释的原因也在于此。”

    向世界上最优异最伟大的读写者取经，这是成就大读书家的不二法门。然而，当我们面对种种最优异最优秀的物事或曰成就时，作为后来者的我们难免不会有一种“影响的焦虑”：面对事物发展的“右墙”或者说是“极限”或“尽头”时，作为后来者的人们，除了绝望，该如何作为？也因此，唐诺的两本新书《世间的名字》和《尽头》字里行间萦绕的便是对于这些“右墙”或“极限”或“尽头”观念的思考。在《世间的名字》中，唐诺透过一种称呼、一种职业、一段人生，不断揣摩、沉吟、探究、穿透“极限”、“右墙”或“尽头”的概念。极限或者“右墙”的说法来自于生物学家古尔德，大意为任何事物发展演化，最终都会达到一个“生命的右墙”——所谓的极限，后来者只能够通过与这个“右墙”进行较量、拉扯，才有可能求得突破。因此，《世间的名字》中，最好的拉面师傅十年如一日苦心孤诣于他的拉面新品种，网坛名宿费德勒将打网球的艺术提升到让别的网球选手绝望的艺术和诗意高度，而台北的够格编辑，为突破“两千册”的出版黄金定律而寻找和出版他自认为不会有许多人阅读但绝对值得一出的书籍。而在《尽头》这本新书中，他再次体味和思量“右墙”或说“极限”或“尽头”之于人的意义：“惟极限不会到来，事物总是在用尽自身可能之前、之很前就提前抵达尽头，这是因为现实世界同时会有很多事发生，先一步打断它中止它替换它并遗忘它……极限的思索让我们箭一样射向远方，但注视它实际上的力竭停止之处，转而追究它‘本来可以发生却为什么没发生’，‘已堪堪发生却退回去复归不会发生’，则让我们老老实实落回此时此地来，这比较迫切，也有更多不舒服的真相，尤其是人自身的真相。事物在此一实然世界的确实停止之处，我称之为尽头。在这里，一次一次的，最终，总的来说，揭示的是人的种种真实处境。”《尽头》以文学和小说的书写为例，他不断思考的是，在面临着书写的极限或者尽头的困境时，一个诚实的书写者该当如何突破，该当如何负起自己的责任。现实有太多的反例，诸如“有太多疾病的小说”、 “刻意触碰社会禁忌的小说”、“加挂重物的小说”（他举出的是海明威和村上春树两个例子），正是通过厘析这些反例，唐诺借用博尔赫斯的话得出了结论，“小说家要像一个书写者那样写，不要像一个时代那样写”，唐诺由这一句话更引申出“要对抗着时代写”的观念。只有这样，小说才能成为卡夫卡所说的“砍碎我们内心冰海的冰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