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著名的文坛眷侣，唐诺和朱天心通常是一起出现，做活动、接受采访。不过，在此次文景艺文季的系列活动中，两人是一前一后来上海。这反而成了某种机缘，让唐诺暂时离开朱天心的“阴影”，充分发挥身为“专业读者”的特长，畅谈写作的追求、阅读的真相。

　　唐诺热爱阅读，人尽皆知。此次来上海，行色匆匆，他还利用采访间隙，背着包，站在下榻的酒店大堂里读了十几页加西亚·马尔克斯。关于那只包，也有一些笑料——由于每逢出远门都带书，途中又难免逛书店添置新书，背带已不堪重负，断了两根。 

　　这些还不算严重。在台北，唐诺通常早晨8点去咖啡馆，待到下午一两点，其间一直在写作。吸烟的他只能坐到室外，有各种噪音，还得忍受夏季38摄氏度以上、冬季10摄氏度以下的气温，“蛮痛苦的。”而不在家里写作的理由是：“每当写作遇到困难，我会去看书。但在咖啡馆就毫无机会，手上没书，写不出也要瞪着稿子两个小时跟它拼。对此，唐诺还总结了一句很哲学化的表述：“把自己逼到书写的前沿。” 

　　曾经从事图书出版二十多年，尤其是作为“朱天心的丈夫”，唐诺本人长期隐身于幕后。他也安之若素，“我常常说，朱天文跟朱天心的小说是最重要的，我的书写不那么重要。” 

　　两人高中即相识。那时唐诺编校刊，常约朱西宁的稿子，逐渐和他女儿天心熟络了。18岁那年朱天心写出长篇自传体小说《击壤歌——北一女三年记》，又过几年，她嫁给了唐诺。 

　　婚后，唐诺成为朱天心的“教练员”，大力促进其书写活动。《方舟上的日子》《向我眷村的兄弟们》《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等等，都与唐诺息息相关。《学飞的盟盟》更如此，那是朱天心对女儿谢海盟成长历程的记述。 

　　“对自己的职位，我还蛮骄傲的。”唐诺向记者笑言。 

　　当然，在文坛，他亦有独立的地位。“你是不是觉得我的心理状态应该这样：把茶杯一摔，大叫‘我活得一点自我也没有’，可惜，完全不是这样。”作为“专业读者”，唐诺的《阅读时代》《阅读的故事》深受好评，他对推理小说的热衷，也颇有影响力。 

　　前些年，唐诺离开图书业，专心写作。之所以到咖啡馆，除了“怕掉回阅读中”，还和心态有关。年轻时他和许多人一样，觉得外部世界充满了杂音，阅读和书写时最好把自己封闭起来。但随着年纪的增长，他产生了怀疑，“外界的声音应该是一种必要的提醒，是对书写的校正。这样，书写才不会像断线的风筝，仅仅是安慰自己，失去重力。”因此，他把书桌尽可能往前推，推到和外面世界交融的那一个点上。 

　　由此，唐诺近年来的作品有了变化。《文字的故事》《世间的名字》，以及创作中的《尽头》，皆非只谈阅读，而呈现出令人惊艳的新气象。当然，阅读依然是无法舍弃的。有时候他和朱天心来上海跟谁也不打招呼，躲宾馆里看书，“结果被王安忆骂。” 

　　两千册奇迹 

　　“阅读，可以在浴缸里” 

　　生活周刊：你提出过“两千册奇迹”，即在台湾，一本书平均能卖到两千册就可以保证书商存活了，新作《世间的名字》里有一篇《编辑》，提到近两年台湾书市不太好，这个定律有被打破之势。目前的情况如何？ 

　　唐诺：还好，相对来讲，台湾书市的稳定度比想象的要高，数据也显示了这种状况。当然这并不表示说，台湾书市像一张死亡心电图，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总有些东西在变化。比方说书店的概念改变，以前一本书可以在书店存活三个月，现在可能只有两个礼拜。于是那些需要较长时间轮转的书就少了，畅销书更多了。但这不是阅读活动本身发生了变化，而是商业条件变化了，使某些需要暂时没有被满足。 

　　生活周刊：但大陆书市的确变化很大，实体书店、纸质阅读受到了来自网络的巨大冲击。 

　　唐诺：我想只能说大陆的商业模式有变动，所以产生了剧烈的冲击，但我看不出来人的阅读行为会有剧烈的变化，即便互联网会减损我们对需要消耗时间的阅读的耐心，可是也没有那么戏剧性。阅读本身是一种人类活动，也是成熟的行业，基本上，在哪里它都是稳定的。就是说，书的本质是多样、少量、利润微薄，永远不会是“大游戏”。阅读活动是长期的社会过程，需要长期的理解。 

　　生活周刊：那作家本人呢？莫言有一次告诉我，作家的阅读有时候会变得非常职业化，缺乏趣味。对你来讲呢？ 

　　唐诺：我不认为。我曾经是个编辑，有些书能免费拿到，有些书看了人家还会给钱，其实不给钱我也会看，当然，这个不要告诉他们（笑）。我的意思是，阅读不会因此而不同。博尔赫斯讲过，作者只能写出他能够写的东西，而读者可以看任何想看的东西，所以，作家通常更喜欢自己是一个读者，因为阅读有无限的可能。 

　　生活周刊：所以你说你对阅读环境的要求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