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戴锦华的文化研究路径，不同于滕威的“理论先行”，选择的是通过抵达携带着丰富历史信息的文本，去触摸、把握一个时代的情感结构，并以此作为充满张力的切口，再度叩访历史、进入历史。对她而言，雷蒙德·威廉斯提出的“情感结构”概念，是基于文本的文化研究“必需的抵达之所与出发之地”。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戴锦华触及了

    《简·爱》文本中极为深刻、内在的激情，它不仅在于哥特·罗曼史式的因禁恋而张扬、饱满的情欲想象与书写，而且在于资本主义上升期宏阔的世界景观与开敞的未来视野。戴锦华认为，正是情欲书写背后的历史铭文、隐现于《简·爱》文本中的时代激情，使得一部看似以罗曼史为主体的小说成为了某种“胜任的、时代的精神肖像”。戴锦华由此触摸到了夏洛蒂铭写在《简·爱》中的特定时代的情感结构:激情，以及作为其一体两面的受难。在罗曼史层面，那是爱与情欲的折磨;而在时代铭文的层面，那既是帝国征服、异乡远行、传教殉道，同时又是宪章运动、公民抗命、浴血工运;她特别强调，这种情感结构既可能是对于帝国秩序的认同，也可能是对于帝国秩序的抵抗。

    经由触摸情感结构而触摸历史，进而带着这样的历史感和对历史纵深的体认，戴锦华在历史的视野中重读并定位了《简·爱》的原作文本。以此为支点，戴锦华携同已被说服的滕威(在我看来这种，这种辩论更像是师生巧妙选择的论述策略;换句话说，在书的前半部分中，滕威很好地扮演了“挑衅者”的角色。)，对《简·爱》在欧美世界的影像改编，以及《简·爱》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这两条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笔者以为，在她们的这项工作中最具有启示性的成果，是发掘了《简·爱》之于当代文化的双刃性:一边，《简·爱》的昂扬激情所负载的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简·爱》在历史表象上所具有的大

    英帝国记忆/维多利亚韵味，既是英国、欧洲社会无限依恋的旧日神话，又可以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主流价值叙述和意识形态建构所捕获和借重;但与此同时，诸多影视改编版大都不得不对原作进行“提纯”，以滤去或至少是稀释潜伏在文本边角处的时代印痕或曰历史铭文，尽可能地驱逐其内在携带的叛乱幽灵。而在另一边，《简·爱》文本所携带的繁复而非单纯的历史信息，《简·爱》的小说叙述中潜在的阶级及平等议题，《简·爱》内在蕴含的充满张力的情感结构，常常与冷战结构下社会主义阵营的革命进程与现实境况发生奇妙的共振。

    由此观之，戴锦华瞩目于《简·爱》，瞩目于欧洲文学经典的“转世轮回”，通过文化研究的工作对种种文本予以再文本化和再历史化，之所以要在完成历史脉络梳理之后、在全书尾声处重申“无法告别的19世纪”，绝非为了呼应学院建制的经典律令，而是因为看重她在研究《简·爱》的过程中发掘出的多重表述和双刃效应:包括《简·爱》在内的诸多欧洲文学经典，在其正面建构性表述自身就已携带着充沛的破坏力或曰批判性，在其建构的意识形态幻象之中始终包裹着某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自身的创伤性内核。基于这样的重读与定位，那些在“光影转世”间所形成的羊皮书，就依然具有可供开掘的批判资源，依然是“重新出发”的可能之所在。在这个意义上，《〈简·爱〉的光影转世》所重新叩访的历史，实是为了明日的往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