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老师执教三十周年，我和孙柏入师门十周年。我们一直想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庆祝一下，但“对话戴锦华”系列的出版却实属“无心插柳”。老师在书前已经提及，缘起于我的“无知者无畏”。《简·爱》，我从少女时代就熟读，又在大学课堂上讲解过十几遍；孙柏对《哈姆雷特》的热爱和熟悉程度甚至可以“倒背如流”，我们都私下里认为，讲电影讲不过老师，论这两个文本总可以跟老师“大战三百回合”吧。结果，读到本书这一页，想必诸君已知晓。其实，能跟戴老师辩论，不但不是“以下犯上”，反倒是殊荣。所以，我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使出浑身解数，为的是激起她的兴致，好好“修理”我们，最终，我们获得审美、方法、思想诸方面的全方位教育和提升，这种机遇不可求，好像又回到了在北大读书的日子。中文系的老师大多出口成章、妙语连珠，但是课讲得能让人一听再听、流连忘返的也屈指可数。从1997年第一次走进戴老师的课堂，到今天，十几年过去，无论是听她上课、演讲还是跟她讨论问题甚至闲聊，一如既往地新鲜、过瘾。屈指一算，我也教了七年书，但是每当我在课堂上留声机一般重复自己数次说过的故事、讲过的观点时，不禁内心羞赧。想想老师屹立讲台三十年，年年开新课，讲新知。虽然早已享誉海内外，但她仍保持着高密度、高强度读书、观影、思考、写作的习惯。在与我们对谈当中，她所展现出的专注、严谨也时常令我们汗颜。有师如此，幸莫大焉。
    1996年夏天，在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课堂上，第一次听到“戴锦华”这一名字，并无如雷贯耳之感；要知道像我这样刚从高考中涅槃的外省孩子，充其量读过些小说，还不知道学术、批评、思想等是为何物。不过，由于洪老师的赞赏，我还是记下了关于“戴锦华”的两个标签——“女性主义”、“浮出历史地表”。1997年．终于选修上戴老师的“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在一教“挤挤”一堂的课室中，第一次领略了她的风采，从此“戴老师”成了我的“口头禅”。我的迷恋在班上尽人皆知，以致某次戴老师应邀去昌平园做讲座，时任学生会主席的哥们特意安排我负责接送、陪同。可能是头回有机会和偶像单独相处，我过于兴奋了，素以“口若悬河”著称的老师在将近两小时的途中，竟没怎么说话。天知道，我一直在胡说八道些什么！1999年，我请老师指导本科毕业论文，选择当时小有名气的严歌苓的小说为题，老师特意约我在勺园边喝咖啡边谈。之后，我将文章投稿给《华文文学》，随即发表，成为我生平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本科毕业的时候，我进入到北大外国语学院的世界文学专业读硕士，本以为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老师的学生，但从我这一届开始，世界文学的学生已经不能在比较文学研究所选导师，便与老师失之交臂。不过也因祸得福，得以追随赵振江先生攻读西班牙语文学，反而获得别样的视野与训练。这期间，虽然本专业和西语学习的课业繁重，但只要时间不冲突，仍然会一如既往地去听戴老师的课。那年底，戴老师在北大主持召开文化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她刻意打破疆界，让我们这些稚嫩学子和王瑾、蔡翔、李陀、刘禾、陈光兴、陈燕谷、廖咸浩、南帆等一批海内外知名学者同场研讨。我第一次在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竟然就有这样的机遇。前辈们看到文化研究后继有人都很开心，蔡翔老师当场拍板，把我们几个学生的论文组成一个专题在《上海文学》上发表。2002年，戴老师终于获批担任博导，开始招收第一届博士，恰好进入毕业季的我，喜出望外，立刻跑去报名。过后才得知大名鼎鼎的北大戏剧社前社长“柏爷爷”也报了名，他不仅多才多艺，江湖闻名，而且英语之外还通晓德语，并已经出版了一本相当显示理论功底与思想能力的研究西方戏剧的专著。我从未想过要跟他同场PK，一秒钟，希望变绝望。要不是最后系里给戴老师追加一个名额，结果一定是有他没我。我，踉踉跄跄地；孙柏，昂首阔步地，一起成为了老师的开门弟子。
     一晃，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