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已毕业,任教,各自开始饮食男女、一地鸡毛的生活,平凡但始终不甘平庸,亦拒绝犬儒。我三十五岁就晋升了教授,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随心所欲”的生活,教书、写作多少可以不顾忌学院体制内的游戏规则,也有更多的精力追随老师观察体认(还谈不上介入)社会运动。孙柏则完全是另一种状态,时常述而不作,且有严重的“填表恐惧症”,看各种申报表都眼晕,但唯独对在摩天大楼之外的城市边缘参与“帐篷戏剧运动”乐而不疲。在我频繁“羞辱”、老师“厉声”训斥之下,他才作“积极”入世状,评了个副教授便立马又去搭帐篷了。虽然老师提起我们总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又常做“哼哼”教诲不倦状,但我们还是不能成为“光耀师门”的“有出息”的人。尽管,我曾被看好会“学而优则仕”,却屡屡退缩推脱;他,放弃戏剧圈的光环与喝彩,改做电影研究,又远离影评圈的热闹与风光。在很多人眼中,我矫情,他偏执,跟这个社会多少有点较劲。但是只有我们内心清楚,这股“轴劲儿”基本源于“上梁不正”。老师年轻即扬名立万,多少有些清高孤傲,但从不轻狂自恋;不混圈子,不搭台子,特立独行,全凭文章立世。懂得拒绝,知道放弃,不忘初心,有所执著。这是我们在她身上感到的,学到的。十年来,我们师生路径、步调并不完全一致,但三人之间的默契、信任、情义、立场,不曾有变。在今天,大到风起云涌世事变迁,小到鸡毛蒜皮微观政治,我们身处其间,更倍感不易,分外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