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诗中的描写，希腊军队几乎囊括了希腊大陆和沿海岛屿以及被称为有“百座城市”的克里特岛的各部族，分别由各地方和城邦的首领率领，共计有战船千余，人数在十万以上，由墨涅拉奥斯的兄长、迈锡尼王阿伽门农统率。希腊军队到达特洛亚海岸后，把船只拖上岸，留驻特洛亚海滨。由于难以立即攻克特洛亚，因此他们便一面进攻特洛亚，一面不断对特洛亚周围地区进行劫掠，一场强攻战变成了一场绵延时日的持久战，希腊人最后获得了胜利。史诗《伊利亚特》描写的只是战争进行到第十年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对往日的事情偶尔略有涉及。
    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互相交织，美妙动人，令人神往。古代希腊人对这场战争的历史真实性深信不疑，并且把它作为自己民族发展史上的骄傲，但是由于只有传说，无直接物证，使后代不少人产生疑问，怀疑历史上是否确有此事。这样的疑惑一直延续存在到19世纪。19世纪70年代，充满怀古情感的德国商人施里曼（1822—1890）对被视为古代特洛亚城遗址的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后来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1851—1941）继承了这一事业，对小亚细亚和希腊本土的许多古代遗址继续进行考古发掘，证实了特洛亚战争确有其事，荷马史诗中的诸多描写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从而解开了这一被尘封了许多世纪、在很长时期里困惑了不少人的重大历史之谜。
    《伊利亚特》全诗被分为24卷，是一部战争史诗。诗人在诗中通常不直接出面，对战争双方都进行叙述，从而表现出一定的客观性。不过如果认真体会整个叙述过程，特别是在对战争双方进行并列叙述时表现出的比较色彩，人们仍可以感觉出诗人的倾向性。诗中描写了不少战争场面，画面都很生动，有如一幅连续不断的画卷展现在读者面前。诗中对不少英雄人物都着力进行了刻画，如阿基琉斯、阿伽门农、奥德修斯、埃阿斯、墨涅拉奥斯和特洛亚方面的赫克托尔等。诗人刻画人物时不仅描写人物性格的正面，也注意描写人物性格的负面不足，正是这种负面性的东西给事件和人物本身造成悲剧性后果，这一点在阿基琉斯、阿伽门农、赫克托尔等主要人物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从而使整部史诗蕴含着一种悲剧气氛。史诗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的这种特征为其后的古希腊文学所继承。
    诗中经常提到命运。命运实际上是当时的人们对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模糊感觉和认识。规律是一种必然性，而必然性的表现往往带有偶然性特征，从而使人觉得不可预测，是某种外在力量的体现。命运无所不在，然而命运之神不仅不属于奥林波斯十二大神之列，甚至在奥林波斯都没有其位置。人们承认命运之神的存在，但是在拟人化的希腊神话中，这一神灵只是由于其名字是阴性名词而称为女神外，却从没有她的具体形象，也不知道她具体存在于何处。宙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威力强大无比，所有的神灵都得服从他，然而他却也得服从一个在神界甚至都没有具体位置、显然处于次要地位的命运之神的安排和决定。他没有和忒提斯成婚，从而保住了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这表明命运不是绝对的，是可以回避和改变的。然而从诗中一再提到的许多英雄不可避免地死于战场看，命运又是确定无疑的。更令人觉得有趣的是在史诗末尾，赫克托尔的生死命运是宙斯用一杆秤称量得知的。由此可以看出，在荷马时代，人们对命运的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强大的外在力量使他们感到命运的不可逆转性，但人的生存欲望又使他们强调自我追求，他们正是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之中探索命运的含意。应该说，充满完全被动色彩的绝对的命运观，即宿命论，主要是在古希腊社会晚期才形成的，到罗马帝国时期尤甚。宿命论的产生主要不在于外在自然力量的胁迫性，而在于社会个体在某种强大的社会力量面前感到的无法抗拒性而表现出的无奈和绝望。
    荷马史诗形成于希腊人的史前时期。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同时也包含政治、宗教、社会生产和生活等多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在古代希腊，它一直是学校教育的重要教材。时至今日，它仍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