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解玺璋对梁启超备受后人诟病的“善变”也进行了辩护。“他追随康有为，后来发现康有为的很多思想他无法接受，于是反对自己的老师，与孙中山走得很近，再后来他又觉得孙中山的思路不对，他又往回走。他搅在这些人事关系当中，被扣上背叛老师、背叛朋友的帽子，让人觉得他很善变——欺师灭祖，两面三刀。其实，梁启超的思想发生变化是跟他的视野不断开阔、阅读不断深入息息相关的。他的变，是他的思想在进步。以今天的话讲，是与时俱进。

　　他跟康有为最大的不同是：只要是康有为认定的，不管环境怎么变化，他都会坚定不移，或者说固执己见；梁启超则会根据时代的变化发展调整自己的思想。他的变有两个基础：“一是自己的进步，一是时代的变化。所以他总说自己是用‘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

　　对话解玺璋：

　　“现在的我们都太重知识而轻精神了”　　

　　广州日报：有人认为梁启超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您认可吗？

　　解玺璋：梁启超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要他实际操作，那是为难他。这跟他的性格有关，也跟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他不是从基层一步步做上来，所以他没有实际经验，能说得头头是道，却没有执行力。这不用为他讳言。

　　广州日报：今天我们从梁启超身上最需借鉴些什么？

　　解玺璋：他的新民思想我们以前研究得很不够。我们一直讲改造国民性，但怎么改造？鲁迅的思想中是破坏多，建设少，他没有提出来我们的国民性应该是什么样的。后来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也只是把中国人骂了一通了事。其实，新的中国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梁启超在他们之前就已经做了具体的描述。而且他认为先有新的国家还是先有新的民众，是一个辩证的互动关系，不是我们先塑造好了新的民众，再期待有新的国家，也不是有新的国家，再塑造新的民众。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孩子的能力，从小就都拼命抓起，但抓了些什么？不输在起跑线上究竟是要赢得什么？现在的我们都太重知识而轻精神了，而梁启超从不忽视对孩子知识的培养，也从不忽视精神方面的造就，所以才会有“一门三院士”的佳话。

　　读年谱读出新的传记结构

　　广州日报：刘再复说您的笔法与梁启超极为相似，您觉得自己的个性特点中有没有跟梁启超共通的地方？

　　解玺璋：我觉得这可能跟我长期做报纸、写评论有关系，就是一种“新闻体”，跟学术的表达确实不一样。学术要求很规范，但读起来会觉得刻板，我们在报纸上写文章，得考虑读者的接受度，强调阅读快感。

　　广州日报：是什么催生您采用结体方式写作《梁启超传》的？写作过程中是否感到难？

　　解玺璋：写作该书时，一下笔就碰到了结构问题。传记的写法一般都是从人物的出生写到去世，以时间为线索贯穿起来的。我不是专业做历史的，再怎么努力恐怕也做不过学院里的老先生，因此我觉得跟他们得有一些区别。这是我的第一个动机。但结构要怎么变，开始心里并没有谱。后来我反复读《梁启超年谱长编》，一边读一边做笔记，发现近代史上的每一个重要环节都有他的身影，每个重要历史环节的重要人物都跟他发生关系，我就想将他和这些人物一一粘连起来写，也可以把他的一生串下来了。但动笔以后，发现也有很大麻烦，就是很容易重复、交叉；而且有些部分可能找不到合适的联结人物，就把那段历史略过了。因此，我只能尽量在某些章节中让出一些内容，或者在一章中详写，在另一章中简单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