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获选第四届中国图书势力榜“非文学类十大好书”

　　在《梁启超传》的前言中，著名评论家刘再复先生盛赞作者解玺璋的笔法与梁启超极为相似——痛快淋漓、势如破竹，以至于千页大书让他欲罢不能，用了三天三夜时间一气读完。

　　想象中，文字犀利的人，恐怕人也长得很犀利吧。及至在第四届中国图书势力榜颁奖前一晚见到解玺璋，才发现应该用温和朴厚来形容他。虽然因为天气原因，解玺璋所乘坐的航班延误了，采访的时候已是晚上十点多，但聊起梁启超，他不知倦怠，侃侃而谈，却又让人如沐春风，获益良多。

　　本书以梁启超的生平经历为纵轴，以梁启超与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交往横向铺展开来，以点带面、以人带史，重新评估了梁启超及其思想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并以宽广的视野和宏大的格局展示了晚清民国大变局中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彷徨及艰难求索的历程。

　　读大学时就被梁启超吸引

　　解玺璋是从上大学就开始对梁启超感兴趣的。当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新闻专业，老师讲起中国新闻史，自然要提到梁启超，解玺璋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饮冰室合集》成了他的床头书，毕业论文写的也是梁启超。“几年前，有人提议我写一部《梁启超传》，我答应了。”那时，他以为自己对梁启超已经有足够的了解。

　　为了写这部书，解玺璋还是把能找到的材料都收集齐了。不过，一接触梁启超的所有资料，解玺璋才发现，困难就如一座大山横亘于眼前，比自己预想的大多了。

　　“当我读了他的年谱，才意识到梁启超的一生太大，太丰富了——他参与戊戌变法、立宪、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乃至后来民国初期的几乎所有大事——这远远超越我自己的预期，实在太难驾驭了。但我已经把这件事说出去了，没法往后缩，只能硬着头皮写下去。因为不是历史专业出身，以前只是很浮光掠影地知道几件大事，许多基本的历史事实不清晰，得一点一滴去看资料，重新去梳理，从根上去找源头。同时，任何描述都带有个人的立场。对于梁启超，很多问题是争论不休的，各种意见纷繁复杂，自己要选择哪一种态度，也非常麻烦。就这样，四年时间至少有一半用于看材料。写作的过程对我而言是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近代史。有时候看一本书，能概括出来的只有千儿八百字，甚至几行字。”

　　而对于这四年多的结晶，解玺璋谦逊地认为，《梁启超传》“充其量只能作为初学者完成的一份作业。对我来说，《梁启超传》的完成仅仅是个开始。”

　　“比鲁迅更早提及国民性改造”

　　通过对梁启超的再研究、再认识，解玺璋认为，梁启超在开风气方面起到了极大作用。“他之所以超越很多——主张改革、 变法，倡导了洋务运动、自强运动，就在于到了他这里，视野更开阔了，特别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到了日本，读了很多西方翻译过来的政治学等方面的著作，他对国家的体制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因此他提出来的政治改革方向及新民思想，是有别于前人的，对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和走向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解玺璋看来，梁启超一生中干了两件人所共知的大事：一、办报，二、办教育。“但关键不在于他办了哪些报纸，而是他通过这些媒体传达了什么样的思想。另外，以前我们只提鲁迅对国民性改造的关注，实际上梁启超比他更早地提及国民性改造，他的新民思想就是要改造国民性，他对新民有自己的设想，这个设想落实到他所开办的学校，包括他自己的几个孩子身上。众所周知，他有九个儿女，被称为‘满门俊秀’。”

　　当这部书还在为人津津乐道时，解玺璋又开始动笔写另一本有关梁启超的书了。“新的一本偏重于梁启超的思想，希望探讨他的思想和今天的关系。”

　　用“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

　　解玺璋认为，在学术上梁启超是一个开先河的人物。“他处于新旧交替的时期，旧学已经到了末流，新学刚刚进入，很多都是他引进、创立的，但他把大家领到了路上，自己就放弃了，把希望寄托于后人身上。像他的历史研究法，后来很多人都受惠于他，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几乎都是他的学生。做报纸的人都知道，报纸是介绍最新的东西，学术界要研究，那是他们的事。举个例子，鲁迅1907年写了《摩罗诗力说》，而早在1900年，梁启超就写了介绍尼采的文章。作为通才，你不可能要求他既博又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