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解玺璋先生的《梁启超传》，厚厚两卷，感慨独深。因为最近写书之故，反复读了梁启超的年谱，读了他的许多文章。任公一生的性格与品行，如果让我不自量力地作一个概括，或可以四个字来表述，那就是：“坚守”与“妥协”。尤其是在恶劣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之中，作为一个有清高理想、有道德操守的知识分子，能够把这四个字处理得好，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任公的最高理想是在古老的中国实现宪政，而具体的政体是虚君共和。辛亥革命以后，民主共和已成大势所趋，任公审时度势，毅然放弃虚君共和的主张，支持民主共和。这并不是放弃理想，而是为了实现最高理想，有所不为才有所为。

    我知道任公的妥协是有底线的，决不是无原则的同流合污，当袁世凯称帝时，已经突破了妥协的底线，他便不犹豫地与之决裂，并冒着生命危险，与学生蔡锷将军共同领导讨袁护国战争。任公有所让，有所不让；有所忍，有所不忍；有所为，有所不为，内心无所滞碍，悠然往来，恰到好处地体现了“坚守”与“妥协”的完美结合。人们常说任公善变，在我看来，“变”是为了“不变”；“妥协”是为了“坚守”，为人间立理想，其义深矣。

    我在回顾任公一生时，总不免奇怪，以他的性格，强忍高旷，纯洁真挚，宽大厚道，坦夷无城府，有时甚至单纯得如同赤子，连医生割错了您的肾，他都可以情恕理遣待之。如果以今天的医患关系，这样严重的医疗事故，估计得动用防暴警察保护医院不可了。他的朋友替他抱不平，纷纷指责医院粗心大意，他不仅没有责怪医生，反而劝大家心平静和，勿与刚刚在中国兴起的西医为难，襟怀有如霁风朗月，何以有那么多人和任公过不去？任公到底哪里得罪他们了？他们到底讨厌任公什么呢？

    为什么历史上那么多流氓成性的窃国者，都可以鸡犬升天，配祭飨祀，而任公却被刻意长期忽略，肆意贬损，被人骂“梁贼，梁强盗，梁乌龟，梁猪，梁狗，梁畜生”，冠上“奴才民贼”、“反动势力”、“军阀走狗”等等莫须有的恶名，甚至祸延子孙，连任公的孙子，也免不了被打成“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

    解先生在书中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前辈们，终生追求的就是宪政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我于是乎明白了，任何想扭转、瓦解、中断这个追求的势力，都会对梁启超施以诋骂、丑化和故意曲解。这几乎可以作为一块试金石。

    记得在一篇文章中看过，曾经有人请教任公的孙子梁从诫先生，怎样看待你们三代人的共同点和差异。他不假思索地说：最大的共同点是都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爱国心。为了这种责任、爱国，而不顾个人。但最后他说过一句让闻者无不伤感的话：“我们一家三代都是失败者。”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成功与失败，不是以国家对他们的喜恶为标准，能够坚守道德理想与人格精神，保持思想的自由与尊严，无所陷溺，不受污染，即为胜者。国家视他们如敝履，那是国家的失败，不是他们的失败。因此，梁先生的意思应该是：不幸生在了一个失败的国家里，生在了一个晦盲否塞的时代。天意如此，夫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