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有一句话，“我不写五十年以前可写的东西，也不写五十年以后可写的东西。……我只为我的时代而写。”五十年前梁启超是保皇党、反革命，绝对不可写。今日的主流话语也没有给梁摘帽改正。这么说来，写这本书似乎应该是五十年之后的事。可是，解玺璋现在就把它写出来了，这，是不是有点太超前？

    梁启超的传记之前已经有许多种，其中有名的，早期如吴其昌的《梁启超传》，晚近如李喜所等著《梁启超》，在论断、材料上各有各的特点。那么为什么还需要一部新的梁启超传记呢？作者借龙应台的话做了回答：“一百年之后我仍受梁启超的文章感动，难道不是因为，尽管时光荏苒，百年浮沉，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启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启超的呼喊？我自以为最锋利的笔刀，自以为最真诚的反抗，哪一样不是前人的重复？”一百年后还在重复，说明问题之老大难。台湾的龙应台尚且有如此感受，大陆的解玺璋的感受只能更痛更深：“从她回顾的戊戌百年，到今年的辛亥百年，又过去了十几年，中国知识界最关切的问题，应该说还是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文化的现代化，还应该包括国家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乃至政治领域的现代化。这些都没有超出梁启超的政治遗产和文化学术遗产的范围。”

    在追求现代化的路上，主张改良主义的梁启超也曾经是个激进的革命者。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在日本主政《清议报》，即鼓吹革命、倡言民权，高谈破坏：“今日之中国，积数千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踞膏肓，命在旦夕者也。”怎么办呢？他开出了这样的药方：“故破坏之药，遂称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1899年，在东京办高等大同学校时，他和他的学生们“天天摩拳擦掌要革命。”(上册，第274页)他曾夫子自道：“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疮痍既复，故态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上册，第137页)

    孙中山到了日本，康有为躲着不见。梁启超不怕，非但不怕，还对孙“异常倾倒，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同上，296)有一次，二人在屋里大谈革命，梁启超的女儿梁令娴在隔壁听见，以为他们吵起来了，跑过去一看，“见其父来回度于室中，孙先生则倚床而坐，各叙所见，状至融洽。”(同上)

    本着爱吾师，更爱真理的精神。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直抒己见：“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上册，第137页)

    梁启超不但说，还要做。革命、破坏，知行合一。

    他与孙中山商议维新派与革命党合为一党，孙为会长，他为副会长。

    他配合唐才常，组织和领导了自立军的武装勤王运动，并在最危急的时刻准备亲赴前线。

    为了反对袁世凯称帝，他赤膊上阵，成为蔡锷的护国之役的“黑后台”。

    但是，几年后，他还是回到了改良。1903年是梁思想转变之年。黄遵宪的“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成了他的宗旨。梁启超思想转变，得力于他的对欧美各国历史和现状的考察，也得力于康有为和黄遵宪的劝说。

    梁启超生前身后，最遭人诟病的是他的多变善变。谭人凤说他：“反复无常，甚至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良两均丧尽。”李肖聃说他“曲学阿世，且忍献媚小生，随风而靡。”连胡适也对他的善变颇有微词。(下册，第326页)

    这些人，包括胡适，都忽略了清末民初的复杂情势，没有体悟到在夹缝中求存的改良之艰。梁启超在国家最困难的历史关头，选择了人生最艰难的路。这条路，让他腹背受敌，而最让他为难的，则是清政府死到临头了还顽冥不化——嘴上答应维新变法，心里想的是维护专制。人们信其承诺，以后很快就会改革，可清廷以此当幌子，苟延求活，极尽拖延、搪塞、压制，以至血腥镇压之能事。如此“唯恐国之不速亡”的做法，怎能不刺激革命？主张改良的梁启超尚且有“天天摩拳擦掌要革命”之时，何况主张暴力的孙中山。换句话说，梁启超之难，首先难在战胜自我——以理性说服情感，以大局安抚躁进。以超人的耐心和意志致力于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和积累。

    现实之中，笔杆子不抵枪杆子。以“软”碰“硬”，梁启超就得不断地调整立场。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善变多变，必须“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否则就无法坚守改良。郑振铎说得好，梁变的是方法，不是宗旨。